循序渐进是有效实施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儿童心理发展序列、学科知识逻辑序列进行了大量探索，取得显著效果。但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进行“双序结合”研究并通过实践验证的，是山东师范大学的赵承福教授主持进行的长达11年的“双序结合整体教改实验”。

　　在担任山东师大教科所和教育科学学院领导职务期间，他和领导班子一起建章立制、广揽人才，聚焦发展、勇于改革，为学校教育和心理学科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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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承福，1942年12月生，山东省平阴县东阿镇人。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78年起任教于山东师范大学。

　　赵承福教授长期致力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取得显著成绩。多年来，先后承担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教育部、省哲学社会科学及省软科学重点项目20余项，出版了《学生心理学》、《中小学教育评估》、《山东教育通史》等学术著作。研究成果先后获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与实验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央统战部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被评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新浪山东《山师学者》栏目走进山东师范大学，独家对话“研汇双序 益惠教改”的赵承福先生，一起领略这位学者的别样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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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师学者赵承福

　　新浪山东：您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已久，为这所学校的发展倾注了多年的心血。在这些时光中，有没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赵承福：我是1941年12月出生，原籍是平阴县东阿镇山门小屯村。6岁跟随父母来到济南。1963年济南三中毕业，同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在大学就读五年，1968年毕业。毕业以后，分配到博兴县小韩联中，这是一所队办学校，学校仅有3名教师，不足百名学生。在学校里，挑水、砍柴、拉煤、做饭全都是自己完成，那几年的日子确实是艰辛。随后，我调到了曹王中学，这是一所社办高中。实际上，这几年，锻炼了我的意志和毅力，让我了解了农村，熟悉了农村教育，知道小孩子们希望的是什么，为我今后的教育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我调来山师，当时，教育系还没有恢复，只有不足十个人的教研室。我整天泡在图书馆、资料室，去的最早走得最晚，当时我们七个人住在东南平房的集体宿舍里，我挑灯夜战，每天晚上钻研苦读、笔耕不辍。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一会，饿了就啃几口馒头吃几块饼干。同室的老师们说我，赵老师，你这样拼搏图的什么，别累坏了，不要再拼了。我说，不拼搏，就会落伍。这一段的艰辛，很快得到了回报。1980年，我感受到基础教育的落后，撰写了论文《试论幼儿早期教育》。当时的教育系主任是潘伯庚同志，同时兼任《山东教育通讯》的主编。他把我这篇文章，印在了《山东教育通讯》上，这篇文章受到了当时《光明日报》教育科学版余清新同志的欣赏，他分三期在《光明日报》上连载了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单是我一个人收到的读者来信就有140多封。他们查阅资料，质疑、询问。这篇文章被收进了许多大学教材里面，作为学前教育的教材使用。

　　我是搞教育统计的，我知道自己的数理基础太差，从教育学原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是没有前途的。但是，从教育统计的应用上，我可以另辟蹊径。1982年，在广东肇庆召开了全国教育统计学年会，我在会上作了发言。我针对当时教育研究种种弊端，针砭时弊、慷慨激昂，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赞扬。王汉澜教授拍着我的肩膀说，“齐鲁多才子，今日识真人”，与会的专家们，笑称我是“齐鲁精英”。我在博兴的时候，对小学低年级儿童的不良行为，就做过观察研究，我想搞一套小学儿童不良行为的观察研究，结果编制出问卷，发了200份问卷，过了一段时间，一份问卷也没收回来。小学老师根本不理我。我知道自己的缺陷，是没有社会号召力，缺乏影响力。后来，我找到了邵小武。邵小武是山东教育社的社长，《山东教育》这份杂志不仅在山东，而且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教育期刊，每年发行将近20万份。我跟他说了我的想法，邵小武当即表示支持，我们共同协作编出了问卷，发放了1000份。到了预定的时间，不仅1000份如期收回，而且多出了23份。这23份是小学老师听说有这个项目，听别人说有这个调查，想办法从别处抄来的。这份问卷调查，总共涉及了小学儿童的78项不良行为，最后我们归类分析，设定12项不良行为，撰写了研究报告。字1984年，全国心理学会在北京召开，我宣读了论文。当时，教育心理的泰斗级人物章志光听了以后，对我这篇报告大家赞赏，认为这篇报告方法得当、运算规范，是一篇很难得的论文。当时中国科学院心理所主办的《心理学报》的编辑找到我，要求刊载这篇文章。我说这篇文章我已经给了《山师大学报》，他们正在刊印，再交给你们恐怕就是一稿两投了，只好做罢。

　　我承担了儿童心理学界著名专家朱智贤先生，《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课题的3个子项目，就是儿童性格、儿童气质、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与教育。对这个项目做出研究之后，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儿童的性格做了进一步调查。我把性格分成对人、对事、对己、对物四个维度，编制出12项人格特征，对广西、浙江、江苏、山东、安徽、内蒙古、新疆等各选5000个代表进行测试，最后研制出了小学儿童性格的常模量表。这份研究被刊登之后，人民日报进行了报道，随后英美日法等十多个国家，同时转载了这篇报道，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后来，我又承担了中央组织部干部工作新方法课题的两项子课题。一个是《县处级干部能力素质数量化评估》，一个是《地方党委机关录用考试研究》。《县处级干部能力素质数量化评估》，我们对全国28个省市一般干部进行关于县处级干部应具备的能力素质调查，最后得到了78项能力素质，用统计分类的方法，概括为12个能力素质。对全国5000多个县处级干部进行能力素质的数量化测试，统计出了常模量表，并且做成了软件进行微机处理。1987年，在北京中央组织部召开成果汇报展示，在这个会上，我们展示了这项成果，现场进行了微机操作，得到了组织部局级以上干部的大力赞赏。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野苹同志看了我们的汇报演示之后，他说这项研究很有新意，对全国干部能力素质评估，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后来，我们又从事了地方党委机关干部录用考试研究，设计出了录用考试的流程图，到潍坊寒亭区进行试点，获得了出人意料的良好效果。如今，公务员考试录用基本上采用了当年我们设计的这套流程。这两项研究分别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我也获得了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的荣誉。

　　1984年，当时的教育厅厅长吕可英，有感于山东学校的外语教学质量不高，外语人才奇缺的局面，提出了创办外语特色学校的设想，委托专家进行论证。我认为，办外语特色学校，对解决外语人才奇缺有作用，但是对改变全省外语教学落后的局面是没有用的。从那以后，我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基础教育的普遍调查，概括出了基础教育存在的四大弊端。一是学生课业负担太重，二是语文外语教学质量不佳，三是学生的智能发展落后于知识积累，四是德育教学效果每况愈下。我设计出了双序结合整体教改实验，试图改变这种局面。教学存在两个序列，一个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序列，一个是学科知识的逻辑序列，两个序列都有专家在搞，而且搞得成果显著。但是两个序列的结合却没人搞，怎么把两个序列结合到一起，截至目前还没有解决。心理学认为，生命早期是形象思维发展的关键期，这个时候儿童的记忆力发展最快，主要是死记硬背。我在博兴的时候有一个四岁的孩子，不会读、不会写，但是他能在3万人面前熟练地背读老三篇，全是死记硬背记下来的。到了8-9岁，儿童的抽象思维开始发展，随着年龄的增大，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发散式思维也日渐成熟。但是我们的教学，根本忽视了这一点。小学一入学，语文数学各门学科齐头并进，根本没有顾及到儿童发展的序列。这就造成了教学上的浪费，学生的耗时（多）但效果不佳。

　　儿童是学习语言的专家。我认识一对上海夫妇，在上海某大学当教师。他们家是广东的，夫妇两人都是广东人，在上海教学。我们知道上海话太难懂了，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外语。但是他们八岁的孩子，进了门跟爸爸妈妈说广东话，出了学校在外面说上海话，到了学校里跟老师和同学们说普通话。孩子学习语言不是负担，而是乐趣，是一种自然的倾向。所以，一个孩子同时学两门、三门，甚至四门外语都不会增加负担。关键是要有语言的环境。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儿童是学习语言的专家，他们学习语言比成人快得多。所以，我们从幼儿中班开始到小学二年级，设定为语言集中训练期，大量背诵古诗词、背诵经典名言名句。他们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这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大，随着知识的拓宽、阅历的丰富，他们渐渐就会领悟到诗词的含义，能叫他们终身受益。从幼儿中班开始学习外语，我们主要提倡要创设语言环境。我们在小学一二年级不开设数学，只在每周开设一节课的趣味数学活动，到三四年级开设数学，三年级到六年级是数学高起点快速教学期。社会上有不识字的文盲，但是没有不识数的数盲。其他学科大多可以用背诵来解决，而唯有数学，只能理解，不理解你就学不了。但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学百以内加减、十以内加减，费了半天功夫教也教不会。他是怎么学习的？他只能靠死记硬背，把原来应该理解的学问，用死记硬背来解决。这就是小学一二年级学数学特别困难的原因。我们把数学课推迟到三年级开设，小学三年级随着阅历的增加、动手能力的增强，数学知识逐渐的积累，这时候十以内、百以内加减之类简单的数学之后一点即透，学起来非常从容。我们把三年级到六年级作为数学高起点快速教学期。初中阶段是综合教改期。初中毕业的时候，实验班的学生，外语已经达到了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语文作文显著的高出对比班的学生。数学不仅没有落后，而且比对比班的成绩要好。这项实验取得了成功，1992年，举行专家鉴定会，专家认为这项实验属于全国首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主任实地考察了泰安实验学校的这项实验。他说，你们正在实验一种新方法、新思想，他预祝这项能够影响未来发展的科研项目，能够取得成功。我在实验成功的基础上，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了四条建议：一是提前开设外语；二是小学数学降低起点、放慢速度；三是重视智力开发，尤其是创造能力的发展。开设创造活动课；第四个是把小学中学连为一体，开设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我当时是省政协常委，这项实验受到了省政协领导的重视，他们多次参与我们的实验活动。省政协办公厅举办的上《上报信息》，分两期把双序结合教改实验研究成果和我给国家教委写的教改建议信刊登出来。国家看到《上报信息》之后，把我写的教改建议信转给了当时的副总理。李岚清作出了批示，责成国家教委研究处理。国家教委不久就给我了复函，肯定了我的建议，并且表示正在组织实施落实这项建议。后来实施的基础教育教改实验，基本上是复原了我的这个建议信。这项实验成果，获得了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与实验优秀成果一等奖。

　　随后，我又在临淄区设立了教育创新体系实验区的研究活动，总结这几年教育实验研究的过程。我有三点体会。一是从事教育实验必须能耐得住寂寞，其中的甘苦，难以言表。双序结合教改实验，前后持续十一年，从幼儿中班到小学二年级，三年级到六年级，加上初中三年，整个十一年为一个周期，这在全国的教育实验中是少有的。不仅要踏踏实实做学问，还要跑断腿磨破嘴，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尽。做学问不能浮躁、不能急功近利，必须踏下身来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地搞下去。这个实验需要小学和初中连为一体，才能保证实验的成功。当时，泰安实验学校叫泰安实验小学，是个纯粹意义的小学。当时我找到泰安市教育局梁局长、泰安实验小学的赵校长、泰安教研室的张主任，反复说明利害，最后他们总算同意，把小学扩展为小学初中连为一体的实验学校，这样保证了实验的成功。全省总共有11个实验点，但是只有泰安实验学校，完成了小学与初中的合并，其他学校都没有。因此，完整的接受了双序结合整体教改实验的，只有泰安一所学校。像省实验小学、威海实验小学，就都到小学就终止了，到了中学，没法延续下去，成了我研究的一大遗憾。搞一项实验非常困难，这是第一点体会。第二点体会，是搞研究要懂得合作。我搞儿童不良行为的观察研究，开始失败了，我知道自己的优势是搞实验研究设计、统计方法的处理，但是我缺少影响力、缺少号召力，所以研究无法进行。邵小武恰恰在社会影响力、号召力上是优势，最后我们两个结合在一起，获得了成功。与组织部结合的几个项目，说句老实话，作为一个非党员的群众，要想搞成这个项目，是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能。但是有赖于省委组织部青干处刘凤龙处长，后来他是省教委高校工委的书记，黄天俊副处长，他后来是统战部的副部长，和山师大党委组织部的部长常立学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合作，才完成了这个项目。所以，搞这样的研究，没有合作是绝对搞不成的。第三点体会，是搞研究必须有团队精神，单靠个人单打独斗是没法完成这些研究的。这几年的研究，不单是靠我、靠课题组，还有社会上很多人的大力支持。比如教育厅的副厅长王恩大教育厅基教处处长杨尊田、省教科所所长李建刚，以及我们学校当时的科研处处长娄礼生大力支持与协助。同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田慧生、全国妇联宣传部部长王卫国，都对这项实验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从始至尾给予指点。没有这样良好的学术氛围，没有这样的科研团队，想完成这项实验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向以上这些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新浪山东：您是桃李天下的教授，您有哪些心得可以与青年学子交流吗？有哪些忠告可以提点青年学子？

　　赵承福：我对青年学生和年轻的研究者有四点要求，或者说提出四个原则。

　　一个是要诚实守信。诚实守信的反义词是弄虚作假、背信弃义。在社会上，弄虚作假、背信弃义已经成为一股风气，到处传播。这股风气也传染到了学校，在学生和青年教师中也时有发现。我们说，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底线，突破了这个做人的底线，就没有做人的资格。一个人连诚实守信都做不到，就根本不能称其为人。所以我的第一点要求就是要求青年学子们要诚实守信。

　　第二个是严谨务实。做学问必须严谨，不能不懂装懂、不会装会。不能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务实，就是要求真、求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造假、不能虚妄。教育统计学界，有一个名言，叫“自欺欺人的骗子，可以原谅；存心骗人的骗子，应受谴责’统计骗子应该枪毙”。因为统计的骗子知道，在统计的哪一点上稍作手脚就改变研究结果。这样骗起人来，既得实利又不容易被人发现。所以，严谨求实是做学问的根本。

　　第三是虚怀若谷。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在浩如烟海的宇宙中，个人的知识可以说是沧海一粟，有的时候连一粟都够不了。一个人的知识就像一个球。个人的知识越广博、越丰富，知识的球体就会越大。接触的无知世界的面积就会越广，他就越会觉得自己无知，越懂得自己对世界知识了解的太少。知识越贫乏，知识面越窄，他的球体就越小，他接触无知世界的面积就越小，他就越以为“天下老子第一”，骄横跋扈，做学霸，以为自己了不起。这就所谓“满招损谦受益”。

　　第四个原则就是勇于创新。创新，现在已经是个用滥了的词汇，到处都在说创新。青年教师今天写一篇论文，明天发表个专著，成果一大堆。拿出来亮眼球可以，但真正要说有价值有创新的寥寥无几，多数都只能当废纸用。现在的职称评审助长了这种风气，只看发表文章的数量不看质量。青年教师心情浮躁，急功近利，巴不得我明天就能成教授，这股风气非常不好，不仅不利于创新，而且是在扼杀创新。我们学校的章益教授，解放前是复旦大学校长，后来调到山师教育系做教师。他带研究生有一条规定，硕士研究生在读三年期间不准发表论文。他说这三年要踏踏实实地读书，认认真真的做学问，到了一定的时候，科研成果自然会水到渠成。而现在我们呢？博士生录取看成果，硕士生发表论文的多少居然成了博士录取的标准，这简直是背道而驰。屠呦呦，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从事的科研，挽救了几亿得疟疾的人的生命，但是她的成果到了半个世纪之后才被认可、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五十年的艰辛、等待，其中的磨难，别人无从得知。所以，做学问，必须能够耐得住寂寞，能坐得住冷板凳，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学问是做不成的。

　　新浪山东：您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还了解到，您曾任山东师范大学教科所所长、教育科学学院院长等职务。在此期间，山东师大教育和心理学科取得了哪些发展？

　　赵承福：我是1992年担任教科所副所长，一年后转为所长。到了2000年，山师大进行学术调整，成立了第一个学院。我担任教育科学学院的院长。在此期间，我们院务会提出了以目标凝聚人心、以制度规范行为的发展思路。当时教育系的发展目标不够明确，老师不知道教育系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确定了在短期内要争取到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在两个博士点获得之后，我们又提出了构建一级学科，后来一级学科也完成了。这个目标极大的鼓舞了教职工的干劲。在工作期间，我认为一个领导干部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我们在社会上广泛的收揽人才，当时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校长陈仲永和她的夫人刘文霞一起来到了山师，要加入我们的团队，引起了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全国的师范院校也造成了一定的轰动。后来，虽然陈仲永同志因为内蒙古政府不同意，只能回到内蒙古师大继续担任校长、书记职务，但是这件事说明了山师有吸纳人才的引力。当时，西北师大的徐继存来到师大，后来成了学校骨干。我认为，当领导的主要戒忌是不能存私心，不能只用自己熟悉的人，要以学术优劣见长短。所以，这为教科院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的继任者的张文新，在教科院负责了三年，收到了很好的成果。后来的徐继存，就是我们当年引进的。这些都为教育学科和心理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到今天，教育学和心理学发展已经是成果斐然，令全国瞩目，这是值得欣慰的。

　　新浪山东：山东师范大学作为省部共建高校，植根齐鲁文化沃土，现已发展成一所学科专业齐全、学位体系完备、师资人才充沛、社会声誉优良的综合性高等师范院校。作为这所学校里德高望重的教授，您认为这所学校最核心的文化内涵是什么？

　　赵承福：山东师范大学是一所师范类的院校。在全国同类学校中，山东师范大学虽然不是位列前茅，但也是很具影响力的一所高校。我认为，山东师范大学近几年向综合大学发展，这是大势所趋，师范特色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作为师范院校，还是应该尽量保持师范特色，让师范大学在省内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成为考生希望进入的大学。我在山东师范大学从教40多年，对山师有着殷切的期待，希望山师能够越办越好、越办越强，希望年轻教师热爱自己的本职专业，热爱山东师大这片热土，把我们学校办成全国一流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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