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森,山东高密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考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留校任教,1993年晋升教授,曾长期担任文艺学省级重点学科及博士授权点学术带头人。2014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201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山东省社会科学名家”;2020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2022年获聘学校资深教授。社会兼职有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山东诗词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文史馆馆员等。

  杨守森的专业研究方向是文学基本原理、文艺心理学及美学。数十年来,他不追风逐浪、不赶时髦,秉持怀疑和批判精神,往往能在司空见惯之处,敏锐地发现问题,走出了自己的学术之路。他先后承担过3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次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已出版个人著作7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其代表性成果《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被誉为“弥补了现有当代文学史与思潮史的不足,颇具原创性与开拓性”;《艺术想象论》《艺术境界论》《生命存在与文学艺术》等专著,亦均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缺失与重构》一文,曾被全文翻译,转发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

  杨守森的学术视野开阔,关注现实。1987年,曾与山东大学、省委党校、经济学院的业界同仁共同创办了《青年思想家》杂志,为推动山东的改革开放与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是国内重视莫言研究的学者之一,早在1988年,就与山大贺立华教授发起举办了首次全国性的莫言创作研讨会,随后主编了国内第一部《莫言研究资料》,组织撰写了莫言研究专著《怪才莫言》。多年来,他在当代乡村审美文化建设、当代诗词的创作与研究等领域,又不断有成果发表。

  作为一名教师,杨守森始终把教学工作放在首位。他是新时期以来影响最大的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的编写者之一;他与东北师大孟庆枢教授共同主编了教育部规划的全国高校专升本教材《西方文论》;与本学科的周波、孙书文等教授主编了《新编西方文论教程》《文学理论实用教程》等。由他长期主持的本科生的“文学概论”课,是省级精品课程;他将教师职业道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时刻想到对学生负责,一直高度重视对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实际写作能力地培养。他的电脑上,至今还保存着精心批改的十多个年级学生的小说作业。20世纪90年代初,他与学科同仁一道,积极推动学校与山东当时的“三联集团”合作,在全国高校中最早开始招收企业审美文化方向的研究生,在文艺学学科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方面,进行了成效地尝试与探索。

  新浪山东《山师学者》栏目走进山东师范大学,独家对话杨守森先生,一起走进这位学者的学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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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山东:您自1977年考入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前身)后,几十年来一直在这片沃土求学、工作、成长,能否谈一谈您在青年时期,学术方面印象最深的事情?

  杨守森:我的大概情况是这样,1955年出生于高密乡村,1974年毕业于当时的公社中学,毕业以后回乡做农民。后来一个特定的机遇,被录用为公社社办放映员。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之后,参加了高考,被当时的山师中文系录取。1978年2月份来上学,1982年毕业以后留校,然后一直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应该是从1995年开始,一直担任我们文艺学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后来的博士学位点带头人。在学校的经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另外,大约是从1987年开始,我和山东大学贺立华教授还有省委党校、省经济学院的一些青年老师,一起创办主编了山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刊《青年思想家》。这个刊物我们前后经营操作了20多年,可以说对山东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事业,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山东各个领域的学者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对这个刊物都充满了感情。这也是我平生非常看重的一桩事业。在山东这么一个文化背景下,不是当年像梁步庭书记、苏毅然书记、苗枫林部长他们这样一些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老领导的支持,那不可能存在这么一个刊物,而且存在了20多年,所以我还是非常感激平生遇到的好人。

  新浪山东:山东师范大学拥有全国文艺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文艺学学科为山东师大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可否请您简单介绍下您所在学科的发展历史?您的学术成长与学科发展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

  杨守森:我所在的这个文艺学学科,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在中文系还不是很强势的学科,当时大概只有五六个老师吧。但是我们非常自豪的就是,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现在是大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有两个博士点,一个文艺学博士点,再有一个是文化创意博士点;有两个硕士点,一个美学硕士点,一个文艺学硕士点。我们这一个学科就有四个学位点。另外还有两个研究所,一个是书法研究所,一个是企业文化研究所。在岗教师现在是已经达到18人,加上我们是刚退休的还得干一点事情的老师,算上有20多个人,可以说发展势头很强盛,是在全国也影响很大的一个学科。

  这非常得益于前辈的几位老师。像长期的学科带头人、教研室主任李衍柱老师、夏之放老师、朱恩彬老师、唐育寿老师。

  特别是李衍柱老师,李老师这个人非常有战略眼光,他一直强调我们做学问,像我们文艺学学科不要去追风逐浪,不要去赶时髦,要抓住自己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去研究。好多热闹一时的东西,可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很快就过去了。他这个看法非常对。再有一点李老师强调的就是,当时他提出我们文艺学学科领域的基本范畴,重要的理论范畴,以这个为研究的重心,你研究什么我不管,我有我自己研究的领域。李老师自己的《文学典型论》《文学理想论》,夏之放老师的《文学意象论》、文学块垒研究,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思路。还有后来我们孙书文老师的《文学张力论》基本上都是按照这样一个范畴和研究思路来的。我个人的《艺术想象论》《艺术境界论》也是这样来的。我感觉我们这个学科很大程度就得益于李衍柱老师这样的战略和思路,有了一批站得住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成果,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认可,我们就有了一定的地位,我们这个学科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从1995年开始,我们一直是省级重点学科,省级强化建设学科。2000年,我们就申报成功了文艺学博士点。我个人非常得利于这样的学科背景,没有这个学科,自己好多事情可能很难做成。比如我自以为比较重要的学术成果,像《艺术想象论》《艺术境界论》,就是在这个学科统一规划下做出来的,按照学科的统一的范畴研究这样一个思路来思考,做出来的。文艺学学科,对我个人而言是很重要的发展平台。所以,我自己的成长和学科的成长是密不可分。

  另外我们还开拓了相关的领域,比如说作家心态研究。作家心态研究应该是我们这个学科最早有了有影响的成果,我带着一些年轻老师和研究生参与国家课题《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这样一部著作,是最早从作家心态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百年文学史的,所以这本书到现在影响还是很好,好多书目推荐里面都有这本书。

  文艺学学科,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值得提及的一个亮点。大约是从1993、1994年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和山东当时的八大企业集团之一“三联集团”合作,联合开始招收企业审美文化方向的研究生。那当时主要目的是学术和社会现实相结合,学术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我们是选择了从美学角度加强对企业文化的研究,促进企业的文化建设。大约从那时候开始有十好几年吧,大约在这个方向培养了几十名硕士研究生,非常受社会的欢迎。现在这批研究生,有的在政府部门、有的在企业、有的自己创业,做得都非常出色。后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成立了企业文化研究所,然后进一步发展成为现在的文化创意博士点。我们这个方向,在全国可以说是最早开始的。

  新浪山东:杨教授,我们发现您的学术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您对很多学术研究成果实现了多学科、多领域、多门类的融会贯通,那么请问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您的治学原则、学术理念是怎样的呢?

  杨守森:回想我的学术历程,的确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兴趣点比较多。

  一个是作家作品研究、作品评论。因为我一开始主要还是感兴趣于文学批评、文学评论,所以比较早发的文章都是文学评论文章。后来留校之后,到了文艺学,到了文艺理论教研室,又要上文学理论课,后来侧重于研究文学理论问题。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后来发表不少文章是这个方面的。

  再一个主要的方向就是文艺理论这方面的研究,这是我的专业方向。我的主要成果是主要在这方面,艺术想象研究、艺术境界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几本主要著作集中在这方面。

  第三个是美学方面研究。美学和文艺学是分不开的,但是它有区别。美学是侧重在对审美活动、人类的审美现象这方面来研究。

  第四块和专业有点距离,但是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比如说我写梁漱溟的乡村问题、乡村建设方面的研究,杜亚泉的思想问题研究,像这一类的。我也是有想法,想在这方面多写文章。

  另外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是喜欢创作,还是钟情于文学,梦想作为一个诗人、作家。结果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留校毕业以后的从教,尽管还有时候写写,但是就不可能用更多精力了,可是一直没放下,比如小说、诗歌,还是陆续地偶尔发一点。

  十余年来,在书画方面我也投入了一定的精力,尽管没下多少功夫,但是感兴趣。所以这样有一个问题,精力比较分散,兴趣、兴奋点比较多,影响了学术的主攻方向。我觉得这样有一个好处,人看书就凭兴趣,你觉得有意思就去研究,研究就有价值,如果写点文章传播到社会上,对社会有益处,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应该做的事情。一个学者,我想不见得始终扣住专业,只要有价值就可以,这恰好是我以为一个真正学者应该追求的。它可能影响主攻方向,但是它也带来另外的益处。

  我想我们从学术研究,从学术原则,从学术理念,都要求首先得读书。我始终给学生、给青年老师强调一个观点,学问是读书读出来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好多学者是为学术而学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不是把学术作为一种骨子里的生命追求,不能化为自己真正的一种对社会的生命意义上的关注,不能从内心里发出声音。我觉得现在这方面还是有点欠缺,好多就是为了这个某一个目的,甚至有些为了评奖,为了评职称写文章,这肯定不行,肯定写不出好东西来。好文章一定是生命里流露出来的一种感觉,一种判断,一种价值分析。

  新浪山东:杨教授,您平时的科研方式是怎样的?能否具体谈一谈您是怎样选题从事学术研究的。

  杨守森:好的选题就是成功的一半,这非常有道理。读书、思考、怀疑、发现问题、展开论述,这就是学术研究的过程。黑格尔在《小逻辑》的序言里边讲过一个意思,好多人以为这个事情很明白、很熟悉,真要追问起来你说不清楚。一些概念,像“艺术境界”好多文章都有这个词,“生命意识”好多都在谈,“审美价值”“艺术价值”这不是最常见的吗?但是我要问一下,你告诉我,什么是审美价值?什么是艺术境界?什么是生命价值?什么是生命意识?基本上很少有人说清楚。这不是有点荒唐了吗?你讲这个,你讲不清楚用的术语是什么意思,你能说清问题吗?但是很少有人怀疑,觉得这都是常识,大家都在这样用。我是做过这个研究的,我也敢说这个话。黑格尔讲过,不相信未经证明的任何一个观点。只要你没经过思考证明,你不要去相信他对,得经过你的分析判断。这是做学问能有点见解的、最关键的方法。

  我想我还是得利于这种原则。我写文章的过程,基本上都是在几年之内完成。比如说我刚刚发的文章,四五年以前就开始写了。只要深层研究问题,就是一个漫长的积累,它需要不断的丰富材料、补充证据。

  新浪山东:那么,再请您谈一谈您是怎样从事教学工作的,有什么经验与体会吗。

  杨守森:作为一个文科的大学老师在讲台上的时候,要有在读书的基础上形成的开阔的学术视野冲破教材,甚至于对教材的观点进行分析评论,结合自己的思考来讲课,这是真正大学课堂的做法。那么这就对在大学课堂教学的老师的要求是很高的,不仅要把握教材,要对教材本身的基本东西掌握得很精到,同时还要突破教材,要有自己的视角去面对教材,这样在课堂上才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才能够让学生学会什么是真正的独立思考。思考能力靠什么培养?就是靠老师的知识视野、老师的独立思考的意识,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老师都没有独立思考,老师都没有自己的看法,你怎么教学生有自己的思考?

  一上来,从第一节课我就把学生逼进独立思考里边去,先别听我讲,先把你的拿给我看。做完了以后,经过阅读批改,回头给学生讲,让学生知道怎么学文艺理论,你这个评论里面存在什么问题,你为什么没写好或者哪里没写到位,你欠缺文学理论的修养,你要知道文学理论这个课是干什么的。

  另外在教材方面,我们重新调整了,就是开始就结合学生的评论文章,在这个基础上,我跟你讲什么是诗歌、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散文、什么是剧本,很实在的教给你,什么是好的作品,学生慢慢就进来了。随后在这个基础再加上一些理论问题,到了一定程度,比如各种文体讲得差不多了,就开始作业。我们当时设计的是一个学生,每人必须写一篇小说,写一首白话诗,写一首古体诗。然后配上你自己的创作来谈。就这么一个作业,这是不容易的。写完了以后,我们老师要看,回到课堂上来,老师有数了,哪些可以拿到讲台上来展示,可以讲你的创作体会。学生很自得呀,他像讲座一样,他非常感兴趣。学生交流完了,老师讲,通过这个环节,学生就更有兴趣了,感觉文学理论不空,他一边学课程内容,一边他自己去写。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老师的负担很重。因为特别是写小说,有的学生写好几万字,有写七八万字的,很大一摞小说抱回来了。回来差不多一个星期不干别的,就是读学生小说,然后留笔记,你得给学生讲,你得知道他写什么才能给得课堂讲出来。我得留一个笔记,你写什么名字、写的什么人物,简单的一个纲目,我得有。这样一来,我们对学生的培养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老师的负担非常重。我现在电脑上储存了十个年级的小说作业,我现在都可以打印出来,一摞的,哪个学生写的什么东西、什么人物,我这都有档案。

  新浪山东:前几年,您与周波,孙书文等教授一起主编了《新编西方文论教程》与《文学理论实用教程》两本高校文科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再版发行。那么这类教材也有不少,您为什么还要再编写,您认为这两本教材的特点是什么?

  杨守森:一个大学的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教材,这是很大的局限,你一定得有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叫《文学理论实用教程》,就是我们要改变原来有些教材我们感觉不满意的地方。原有好多教材都不错,但是有问题,好多篇章空泛,老师没法讲,学生不愿意看。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不是说里边道理不对,而是讲得不集中,或者说讲得不深刻,或者说和实际关系有所脱离,我们是基于这样一个情况,结合我们那个教学的尝试编的这个教材。当时的一个原则就是这个教材的每一章一定都有东西可讲,拿到课堂中去,学生一定会有收获,我敢是这样说,我们写的每一章都很实在,而且别的教材没有的章我们都增加了,都是针对文学作家、文学活动很重要的现象设计的。

  那本《新编西方文论教程》也是这样,有很多教材,但是我们总感觉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一种状况,所以我们动用了所有的专业力量。那个教材不光是我们自己老师了,包括全国其他学校的一些老师,按照我们的思路设计重新写的,一定要写实在,讲得大家感觉看了以后有收获,而且能看明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两本教材还是很有特点的。

  新浪山东:杨教授,您曾获评全国模范教师,从教于山东师范大学这样一所学科专业齐全,学位体系完备,师资人才充沛,社会声誉优良的综合性高等师范院校。那么,您认为作为担负教书育人光荣职责的师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杨守森:我感觉最重要的就一点,职业道德,我想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作为大学老师,你这个职业要求是什么呀?你得全心全力的为学生负责,不管你讲课还是其他方面,得对学生的提高、学生的发展有作用,这就是职业道德。

  我觉得第一位的是人格,你自己得有道德修养,你自己得有奉献精神才行。大学老师的工作量不是很好衡量。课堂仅仅是一个表面的,课堂的45分钟课时是表面的,里面空间很大、弹性很大。我刚才说了你也可以很简单地应付,那你也可以背后不知下了多少功夫来上课,这在表面上看不出来。这还是课堂,那背后更不好说了。

  比如说,学生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特别是现在科技发达了,微信、邮件经常叫你看什么东西,就像我的老师当年给我批阅似的,现在这个情况很多。从工作来说,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因为是份外的嘛。学生找我,我可以五天后才回答,我也可以马上回答。从职业道德来说,你既然是老师,你就有这个责任,必须立即回复学生,及时回复学生。回复到什么程度,这又是个是问题。我可以应付学生,我也可以下功夫,我去查资料弄明白了再回复你。这就是道德要求,自我道德,良心。而且你越是做得好,你的负担会越重,找你的会越来越多。我说良心话,我这方面付出很多。因为学生都知道找哪个老师,老师会很认真对待你、会及时回复你,那就会有更多学生找你。谁也看不到我背后的付出越来越多,会有很大的负担。那你怎么做?你做还是不做?这就是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