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修，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曾任英语系主任，全国美国文学学会理事，全国英国文学学会理事，山东省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翻译协会副会长等职务。1999年退休后，他仍继续为研究生授课并指导论文，直到2003年因身体原因不再从事教学工作。

　　李自修教授年轻时就读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多年的学习为他打下了深厚的语言功底。后又对翻译情有独钟，用功不辍，翻译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剑桥大学简史》、《富兰克林自传》、《汤姆叔叔的小屋》等各类文论、小说、译著等数百万字，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誉。

　　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对译者所提出的挑战，不仅是语言的精熟，还有对理论的透悟。李自修先生曾系统研读过康德、黑格尔、朱光潜、宗白华等中西美学家的著作，他的译著明晰而通畅的，字里行间中流露着中国传统文学之美。

　　李老师的课，不像是在讲课， 更像是在和同学们谈心，总是引人入胜，他对课文中的难点的解释总是恰到好处， 令人信服，赢得大批学子的尊重和敬仰。

　　新浪山东《山师学者》栏目走进山东师范大学，独家对话“智学勤勉、慧通中外”的李自修先生，感受这位学者的别样人生。

　　新浪山东：1965年，您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您与山东师范大学有着五十多年的不解之缘。在这五十余年的时光中，有没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李自修：印象深刻的事应该说有很多。首先我在山师大待了五十年，结下了不解之缘。实际上我觉的我和济南的结缘更早。我是1954年来到济南的，那个时候我从乡下到这里来考高中。结果被济南七中录取了。说来话长，本来是想考铁技的。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不赞成我上学，就想让我考一个中等专业学校。结果到了铁技，铁技和七中是对门的，他那还有一天停止报名，第二天还要查体，还要好多工作，时间来不及了。我就去了七中，到了七中第二天，本来也不想报的，因为它是刚刚成立的第二年。那里的教务委员叫梁守刚好像是，就说你们不是考我们七中吗，把毕业证拿出来，我们给你报名，这样就报上七中了。1957年我才考到北大去。正是由于和济南结缘比较早，毕业的时候我就理所当然的又分配了回来。当时是分配制度。当时北大，其实毕业生并不多，每一届只有25个，当时在校的女同学是4个，其他都是男同学。当时整个北大就是8:1，男的8个、女的1个，和现在不一样，所以当时就分回来了。分回来最初，是在济南英语专科学校，是培养中等翻译人才的地方。它是1964年成立的。和济南英语专科学校同时成立的有14个，比如大连日专、哈尔滨俄专、西安英专、武汉英专、杭州英专等，一共14个，听说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成立的。1964年成立，六四年、六五年，这时候就号召所有的高等院校要支持这些新成立的专科学校，所以当时就过来了。和我一块前后期过来的，有北外的、有华东师大的、有上海外院的，全国各地都有，这是英专的一部分。英专刚成立的时候没有校址，本来是想在轻骑那一块有房子，当时的英专的领导觉得太偏僻，不要，就先借住在山师。后来1965年文革开始之后，就不能再新建校址了，就和山师合并了，合并以后叫英语系。因为山师原来还有个外语系，我们叫英语系。英语系到了文革以后就和外语系合并了，就是外语学院，所以渊源是这样过来的。这五十多年，过得很长，但是也过得很快。我现在觉得，让我印象最深的，就学校而言，就我个人而言，因为学校这个生态环境和社会不一样，当然它不是脱离社会的，但是它没有那些英雄壮举，也没有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只能是平常的小事。我记得在教师当中，原来外语学院的，就是外语系的一些老教师，当时我们都是小青年，他们是老教师，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也就是最多五十岁。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他们非常奖掖后进，很关心你。第一次我们试讲，他手把手地教你，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是上的北大，没有教学实习，缺了这个环节。他手把手地教你，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东西。这里举一个例子，一个叫王义福的老师，这位老先生92岁去世了。他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是谦谦君子、温柔敦厚、气相格局很大的一个人，在治学上非常严谨。我有问题向他请教，他不知道，他说李老师对不起，我以后再告诉你。第二天他就到我宿舍去敲门，到我宿舍区，写了一个条，我保留了好长时间他这个条，as的用法，既可以当连词又可以当关系副词，还可以当什么，举了好多例子。不光是对我这样，对其他老师也是一视同仁。他在奖掖后进、在为人上给我树立了榜样，在治学上更给我树立了榜样。他经常让我想起我在大学的一个老师，李赋宁先生。李赋宁也是桃李满天下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学者，他也是很严谨的。当时让我很难忘的王义福老师的事情是，让房子。当时还没有货币化，是分配住房，因为他是教授，他住三居室，三居室也没厅，就是三个房间。因为他有儿子、有女儿，他儿子后来结婚走了，他两口和女儿一块住，后来他女儿王小平，在八十年代末到美国去留学，按照规定就不能住三室了。这老先生就写了一个退房的书面申请到校产科，说我女儿已经出去了，现在我老两口用不了三间房，我要搬到两居室的房子里去，这个在现在是很难想象的。另外还有一个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老师，给我印象也很深，这是个女老师史衍英。史衍英老师是厦门大学毕业的，在厦门大学毕业以后，她就一直教一二年级，特别教一年级，把语音关。英语它有个语音关，你在中学里学的好，当然语音关容易过。但往往是从农村上来的一些学生，发音受家乡话的影响，用山东话来说就是很哏，要是学德语行，德语很哏，英语它不是那样，所以要拨出前三个月的时间来过语音关。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个时候在北大分得更细，25个人分两个小班，一个12个人一个13个人，每一个小班再分两个小组，也就是六七个人，每次到纠正发音的时候，找一个地方，一个老师坐在沙发上，我也坐在沙发上，面对面的纠音。每次纠音半个小时，一下就是三个月，这样发音没法不好。史衍英她的做法就跟我在母校的时候差不多，她是非常喜欢这样的工作。当时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来说，有的老师可能上进心比较强，觉得我光教一二年级算什么，我要教三四年级，我不能光教精读、泛读、听力、口语，我还要教高年级的课。但是史衍英不，史衍英就以此为乐，而且她培养了两个老师，其中一个吕良环到了华师大。她这样做的结果呢，山师外语系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发音基本上都不次于兄弟院校。我到兄弟院校去参加硕士论文答辩，听这个学生发音挺好，我就问他哪里毕业的，问了好几个都是山师毕业的。史衍英老师对于山师外语学院，原来英语系学生的语音教学、基础教学是功莫大焉，应该是很有功劳的。但是正是因为她长期从事基础教学，没有什么科研，所以一直晋升不上正高职。但她没有怨言，她从来不跟别人争，到了最后了，大概是零几年退休的，才提上。这个给我印象很深。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两拨学生，第一拨应该是我第一次教本科，77级、78级。文革期间1966年就开始停止招生，一直到1977年，这十年的时间积累了一些学生。他们年龄比较大、求知欲特别旺，到了学校如饥似渴，成天钻到图书馆里，也是我第一次教本科。原来在济南英专是两年制，两年制就是教专科，教过一届。77级、78级的学生求知欲高。为人处事上也比较成熟，包容性比较大。当时我们上课的时候也就30多岁，也算青年教师，十年的文革期间都荒废了。他们的求知欲那么旺，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都来了。我们当时也处于正在恢复专业的阶段，因为当时请了一些外教，外教不光给学生上课，也给我们上课进修，总想尽快的恢复。在恢复期间，难免出一些问题，他们都非常理解、我估计当时的年轻老师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觉得这些学生求知欲很旺，另一方面觉得好像不能满足他们求知的要求。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王义福老师一样，你告诉他，我下去给你查一查，回来再告诉你，这样做不但不会降低你的威信，还会提高老师的地位和威信。77届、78届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在高校里教课，也有的做翻译，有的转到外贸，有硕士学外贸或者国际法、海洋法，学新闻、学双学士，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而且他们都没有忘记母校。2008年他们回来，2008年正好是他们入校30周年，都回来，一个个年龄都大了，但是对母校还有一个非常热爱的心。在他们离校之后，听到某个学生有了什么成绩，觉得欣喜之外，也是很难忘的。

　　比方说77届有一个学生叫秦亚青，现在是外交学院的院长，他现在是院长，做出了很大成绩。另外我还想到81级有一个学生，他考的硕士生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外贸，博士据说是前副总理吴仪的博士，他搞入关，原来叫关贸总协定，后来叫世界贸易组织，入世，他参加了十来年的谈判，就说一个人的名字要是和祖国的入世分不开的话，就是刘光溪，山东人。他也没有忘记母校，来到这里见到老师之后还是格外亲切，当时还邀请他给在校的学生做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