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生：今年我80了。我1957年从山师毕业，到现在整整60年。回想自己在山师度过的时光，我觉得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个阶段。因为大学给人一种影响，是人生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无论对世界观，人生观，治学的一种道路、方法，以及以后所能取得的成就，它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更多】

      【我始终坚守在我的母校工作，其中很重要一点原因，是我对母校的感情，我要用我现在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和在全国的影响来回报我的母校。】
      刘再生：我读的中文，为什么跨界，跨到音乐方面来了，而且是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这一个领域？我觉得咱们师范类的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通才式的教育。尽管也分专业，像是现在的文学院，数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等等，但是它还是比较注重这种知识的全面性、丰富性、普遍性，这种通才式的教育我觉得对我以后的成长和事业上所取得的成绩有相当大的作用。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读大学期间对于身心健康的发展，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一种幸福感。这是一种时代给予我们的条件，所以一想到母校，这个母校给我的恐怕对任何一个学生来说都是终生难忘的。那么我到1979年底，调回山东师范大学，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离开山师大。那么我们这一行业，有很多人跳槽，就是离开山师，但是我始终坚守在我的母校工作，其中很重要一点原因，是我对母校的感情，我要用我现在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和在全国的影响来回报我的母校。【更多】

      【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对跨界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刘再生：1980年回到山师之后，又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其中一个就是高起点。所谓高起点呢，就是当时山师艺术系的音乐专业的主任孙继南先生，他说“正好北京要开一个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座谈会，你去参加这个会议吧。”在我《嘤鸣集》这本书的照片里头，第二幅就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座谈会的合影照片。当时全国史学界的几乎所有学者名人都参加了，所以在这样的会议上，我受益匪浅。刚开始工作，就结识了全国的一流学者。对一个学科的发展的现状和研究方向等等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高起点，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对跨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详情】

【我的学术成果，80%以上，都是退休以后做出来的，在没有任何科研经费和任何课题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著作和文章。】
说到我的学术成果，现在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和《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这两本书。这两本书之所以影响大，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全国最高的音乐学府，作为考研，就是考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目。中央音乐学院是几乎从来不用外校的教材和著作作为重要参考书目。他们告诉我，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在他们学校的科研工作会议上讲，中央音乐学院从来不用外校的著作、成果作为考研的参考书目，使用了山东师范大学的刘再生教授的两本书，这对我的学术成果、学术成就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吧。
      【我的个性和写作特点，从史学领域来说，司马迁的三句话是我的座右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从这个学术成果来说，我主要是在音乐史学和音乐评论两个方面。音乐评论呢，前面讲过，我有13年的音乐演奏实践的根基，所以在评论民族管弦乐也好，评论作曲家也好，评论演奏家也好，能够写得比较到位。我的个性和写作特点，从史学领域来说，司马迁的三句话是我的座右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同时我的学术个性，我平常讲话也是直来直去的一个人，应当什么话，讲到什么话，不会说假话。而历史确实需要真实，我们不能留给后代一部不可信的历史，留给他们一种伪造的历史。所以说个性和特点，就在这个方面。我能够从退休时候之后出成果，一直到今天，马上就快81岁了，我觉得能够在学术领域遨游，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更多】

      【我感受非常深的一点就是时代和学者的关系，我们应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在各个学术学科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
      刘再生：一个时代，任何人离不开时代。他的成就也好，他的局限也好，时代的影响力太大了。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我觉得学术氛围给予了学者很宽松的一种学术氛围，能够很自由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学术见解。王国维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我的治学影响非常之大。我感受非常深的一点就是时代和学者的关系，我们应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在各个学术学科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