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济南城中村生态调查:打工成失地农民的第一选择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农村集体土地因旧村改造等工程的推进而被征用。住上了楼房的农民如何适应向"市民"身份转变?又如何面对"无法再以种田为生"的现实?济南周边无数个城中村的出现,裹挟了大量本地以及外来民工,成为一座城市的风景。
奥体片区:
骤富后的坐吃山空
奥体中心的兴建让石河岭村一夜暴富。
"按照每人40平方米的安置标准,又发放了相应的征地补偿款。"石河岭村委会工作人员张秀芳介绍,征地补偿款每人十多万,"不管老人小孩,都是这个标准。"
2008年11月底,村民整体搬迁入住奥体中心对面的燕山新居,而同时,几乎每家都分到了两套房子,外加上百万元的征地补偿款。
而在此之前,这个位于历下区龙洞办事处的村庄,不过是个连出行都困难的小村庄,去趟济南要一个多小时时间。地理上的遥远距离,让隶属于济南六区之内的石河岭村人,将去济南叫做"进城"。
"以前就靠几亩薄地生活,日子那是一个穷,现在好多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啊。"村民朱昌忠表示,在拆迁前他们人均耕地不到一亩,都是水田,每天像祖辈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事实上,骤富让许多村民失去了努力的方向。
在燕山新居的小区空地上,宝马、奔驰、奥迪等豪车随处停靠,"几乎每家都买了车"。将拆迁而来的房子住一套,租一套成为大多数家庭的生活来源。
68岁的石河岭村民张德祯说,手里有了钱之后,个别村民就不大愿意工作了,"光租房子一个月就能有千把块钱的收入,村里过年过节什么的还会发点福利,一个月千把块钱的工作都不愿意干。""有的家里不缺钱,但不想让孩子闲着,就让他们就近找一份工作,开着车去上班,工资一个月却只有千把块钱,连油钱都不够。"
与石河岭村比邻的龙洞村,享受与其一样的拆迁条件。村民李守荣说,"头回攥着这么多钱,许多人挥霍得厉害,更怕人的是,有人把钱放给高利贷,有人被下套合伙担保,没多久就赔了个倾家荡产,社会上的骗子都来遍了。各种骗钱的方式,只要说得出名堂,我们全都见过了。"
丁家庄:
被抛弃的城市"洼地"
对于位于济南东部的丁家庄来说,外来租户已经成了它的主要构成。这个户籍人口不过4000余人的村庄,目前居住了24000余人的外来人口--是本村人口的六倍之多。
歌厅、茶楼、网吧,加上不逊于大型批发集散地的丁家庄大集,让这里成为打工者的天堂,而离开了耕地的丁家庄村民也将之视为商机,并成为近十年来支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支柱。
"吉房出租"的招牌已经成为丁家庄的标志,随意停在某个胡同口,就有"有房吗"的问询声传来。与此对应的是,老旧的房屋、电线、残破的墙体、路面,四处堆砌的垃圾、油污、脏水,以及杂乱摆放的车辆,就像有人所说"拥挤、破败,以及嘈杂掩盖下的躁动不安"。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村里就已经没地可种。村民们在自家平房上盖了二层,用来出租。"十年之前房子太便宜了,一间房子一个月也就才五六十块钱,这些年来随着物价上涨,房租才慢慢上涨。"
在济南连插间租赁的价格都上涨到了700元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十五平米的向阳房间,却只能租出300块的价格--"刚出来打工,身上没有钱,条件差点没有关系,只要有个地方住就行。"这是这里繁荣的重要原因。
2001年1月,济南高新区管委会由火炬大厦迁址济南高新区新区办公大厦,高新区开始进行规划调整,和丁家庄毗邻且经济状况、村民生活都差不多的贤文庄、牛旺庄等纷纷投入高新区的怀抱。如今,这几个村庄的村民都住进了新建的小区,拿到了打着"非农业家庭户口"的户口簿,彻底成了城里人。
这个被城市化裹挟的村庄,却变成了济南东部新城的一片"洼地",逐渐被抛弃。
尽管有房租,尽管年轻人可以打工,尽管靠着村企业退休村民每月能拿到五六百的退休金,但现实是,"芹菜都多少钱一斤了"。
济南市将丁家庄列为2015年所要改造的城中村之一。这个村庄半村半城的状态即将消失,迎接它的,是彻底的城市化。
失地农民的出路:
打工,打工,只有打工
"现在不忙种地了,服装店交给妻子,我就能出来找工作了。"5月27日,天桥区人社局联合桑梓店镇政府在草庙王中心街中段举办面向失地农民的专场招聘夜市,忙着找工作的原草庙王村村民武兴元这样说。
过去,武兴元在镇上开了家服装店,家里还有8亩地,从未想过打工,"以前可抽不开身,地里种着粮食,平时得有个人,农忙的时候要两个人都靠上。孩子还不大,也得有人照看。"
但现在,作为桑梓店镇1.3万失地农民之一,武兴国不再担心家里的麦收,他解决生计的方式,变成了打工。看着家门口新材料产业园,"去工厂或者做电气焊都不错,在家门口上班也方便照顾家里。"
实际上,打工几乎是失地农民的第一选择。
2006年,历城区启动唐官片区改造工程,包括大官村在内的四个村庄要拆迁。村民乔建国说,"打从大官村没了耕地,原本种地的人就打工了。不用看别处,天天一大早,就在我们小区门口,乡里乡亲都骑车出门,个顶个穿着制服,男的当保安,女的当保洁,队伍齐刷刷地。"
乔建国家就是个典型的打工家庭。他在一所本地中学当保安,老伴在名士豪庭当保洁,两个接近60岁的人加在一块,一个月能赚2500元。"原本我家收入算中上游的,不过比现在还是差远了。你算算吧,一亩粮食年收入1000元,三亩地最多能赚4000元,原本要忙活一年的,如今一个月就赚来了。"
事实上,为了让失地农民能够更好地走上就业岗位,济南各地都办起了农民工培训。2013年10月,济南市首个"农民工夜校"开班。
这个位于天桥区的夜校,包含电工电焊、面点、保健按摩、育婴师等免费培训内容。"需要什么样的培训,还可以'下订单'."该负责人说,参加培训的农民工通过考试后,可获得济南市人社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
泺口街办相关负责人说,"泺口片区有10多万人,有一半是流动人员和失地农民,我们将开设90余项培训内容,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学到一技之长。"
■延伸阅读
60年,户口家与国
1958年,农民被抛弃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房屋。禁锢并非一开始就有。最初几年,城乡之间没有户籍壁垒,人可以自由迁徙。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在城市中已经有生活基础的人,都可以成为城市居民。
从1953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重工业优先的苏式工业化战略。为了从农业提取积累,政府采取了统购统销政策,骤然拉大工农业剪刀差,牺牲农民的利益来促进工业发展。中国进入票证时代,国民的一切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购买。
"统销"分配的依据就是户口。政府一方面在城市关住城门,用户籍制度保证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一方面在农村拴住农民的腿。通过农业集体化,把农民组织到农业合作社中,拴在土地上。
1958 年1 月,国家出台了《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此后,中国的一切福利待遇,不管是公费医疗、退休金,还是产假、丧葬抚恤,都成为城市居民的特权。
改革开放后的有限放开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首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要求把市镇无户口的人员基本动员回农村,之后又提出每年"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人口的1.5%。
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要在工商领域寻找新的出路。当时国家的政策思维还是在简单的保护城市上面,对农民进城是限制的,最初的政策是"离土不离乡"。
1984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
90年代以前,更多的进城打工农民被称为"盲流"。在全国的"盲流大军"中,还夹杂着一支躲避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游击队"。农民进城打工,必须三证齐全,即身份证、暂居证和用工证明,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会被收容遣送。
除了农民工,为一纸户口发愁的还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人群。随着高校扩招,毕业生越来越多,他们在大城市里就业、纳税,却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待遇。(本刊记者尹丛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