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亲民”
GDP增速新低,GDP含金量创新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GDP为56.8845万亿元,增速为7.7%。这一增长速度与2012年持平,却是近5年来的新低。
然而,《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近5年GDP含金量数据发现,虽然2013年GDP增速为新低,但2013年GDP含金量全国平均水平为近5年新高,而细化到每个省份,GDP含金量也呈上升趋势。以31省份的算术平均数计算,近5年(2009年—2013年)全国GDP含金量平均值分别为0.3856、0.3756、0.3763、0.395、0.409,呈现上升趋势。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经过城镇化率53.7%的权重计算后,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 7.7%的增长速度。
从GDP含金量的计算公式上看,GDP含金量会得到提升,是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
杨开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自“十二五”开局(2011年)以来,GDP含金量整体上升,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以及惠民的政策(不与民争利的政策)落实得更加到位,民生政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效果更加明显、充分。全国各地的含金量增长普遍加快,只不过有的来得晚一点,有的来得早一点。有的省份财力强的,产业结构比较高端一点的,发展方式转变得就快,表现到GDP含金量上增长就快。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唯GDP政绩观”的改变,将使得我国宏观调控体系更加健全,为市场和社会的稳态发展创造条件,使得居民收入增长更快,GDP含金量也会再创新高。
GDP含金量是什么?怎么计算?
人性化的GDP 幸福指数 幸福感 提高居民收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认为,改善民生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衡量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实力,不只是看GDP指标,首先应看民众收入的多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高低,以及“幸福感”的高低。程恩富认为,《中国经济周刊》选用的“GDP含金量”与“人性化的GDP”、“幸福指数”、“幸福感”基本上是一致的,其核心是“提高居民收入”。
发展因子 P2=I/MGDP
2005年,曾任山东电力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的崔健伟在《山东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正式推出P2=I/MGDP的公式,其中P2代表发展因子,I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M表示当地居民人口,GDP表示当地的人均GDP。崔健伟提出的发展因子成为GDP质量的直观表征,揭示了GDP的“民生含量”,且与后来本刊选用的“GDP含金量”测算公式基本一致。
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等于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
2010年,《中国经济周刊》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以人为本的新的经济发展衡量指标时,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提供了“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计算公式:“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数值相当于当地的GDP含金量,即居民的幸福指数。此后5年的“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均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该指标也因此沿用至今。
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占比
需要指出的是,人均GDP由当地GDP总数除以当地常住人口得出。而各地统计机构未公布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所以根据专家建议,人均可支配收入采用近似算法,即由“(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占比”计算得出。
老百姓为什么不讲GDP
我们需要怎样的指标?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李勇
自1934年诞生以来,GDP(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为全球决策者判断经济冷热、决定政策取向并精细调整力度与节奏提供了依据,也帮助企业分析市场机遇和挑战,做出于己有利的商业决策。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甚至这样赞美GDP:“虽然GDP和国民经济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们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
改革开放以来,GDP成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不管是投行、经济研究机构还是经济学家,它们所作出的关于GDP增速的预期和判断,总能引起关注,有的时候甚至影响股市的走向。GDP指标还一度成为地方官员头上这顶乌纱帽的考核依据。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渐渐发现GDP指标自身有缺陷,GDP的增长并不能完全代表健康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80年代后期和2008年前后,对GDP的质疑有过三次高潮。
专家认为,GDP指标不能完全反映经济活动的总量、不能准确反映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益、不能准确反映经济结构、不能准确反映社会分配和民生改善、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我国,以往各地热衷追求GDP,产生了许多问题。
首先,不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争抢项目,土地出让“零地价”,税收减免“无底线”,污染排放“看不见”。这么做既人为压低了工业投资成本,助长产能过度扩张,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又削弱了企业的创新动力,使其习惯于低水平、低技术、低效率的重复投入,还把本应用于改善民生的财政收入变相用于补贴企业,严重扰乱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其次,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表示,“一些地方官员看重GDP,是因为它能‘一年一变样’,又代表政绩,政绩光鲜自然能步步高升。而转方式、调结构是慢功夫,这一届费力气,收效的是下一届,谁会去干这种‘傻事’呢?”
再次,不利于改善民生。王一鸣表示,过于重视GDP,必然会忽视改善民生,结果经济蛋糕做大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却降低了,以至于一些地方的群众调侃干部“你们天天讲GDP,我们关心的是人民币”。
最后,不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除了GDP,国际上都有哪些衡量发展状况的指标?
“净经济福利指标”:
1972年,两位美国学者主张把城市中的污染、交通堵塞等经济行为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掉;同时加入传统上被忽略的经济活动,例如休闲、家政、社会义工等。
“国内生产净值”:
1989年,美国学者主张将自然资源损耗成本从GDP中扣除。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
1989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提出该指数,指数包含一些过去没有的内容。例如,它计算财富分配的状况,如果分配超出不公平的标准,必须被扣分;它还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医疗支出等社会成本,也不能算成对经济有贡献。
“人类发展指数”:
1990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这项指数最重要的突破,是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主张从人本观点出发,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的目标,这项指数除了调整国民所得之外,还加了三项指标,即人口平均寿命、成人文盲比例、学龄儿童就学率。
“可持续发展指数”:
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这套指标包含四大类:一是社会,二是经济,三是环境,四是政府组织、民间机构。综合这几个方面得出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状况。
“绿色GDP”:
1997年,德、美三位学者共同提出了“在财富成倍增加的同时使资源消耗减半”的新理念,还提出了绿色经济和绿色GDP的新概念。(资料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