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3号古船□本报记者 钱欢青 通讯员 张爱敏 发自蓬莱

　　位于蓬莱阁景区的蓬莱古船博物馆设计得非常完美，整个博物馆在造型上被设计成一艘巨大的古船，而在博物馆顶上平台，并排放置着三艘古船，它们雄伟壮观，仿佛扬帆欲航———当然，它们都不是真的古船，而是根据当年考古发掘发现的古船复制的。

　　真正出土的古船，陈列在博物馆之内。在1984年和2005年两次登州港清淤工程中出土的四艘古船中，两艘为中国元、明时期古船，另外两艘则是高丽王朝晚期的韩国古船。这是中国首次发现韩国古船。对古船的研究表明，最迟14世纪，中国造船技术曾系统传入朝鲜半岛，这也被韩国学者称为“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

　　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出土的四艘古船早已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有的甚至只剩下部分船板，但它们勾连的中国古代航海史和中外航海交流史的辉煌往事，却依然让人难以忘怀。

　　千年古港叙写传奇

　　故事应该从登州港讲起。

　　登州港，即蓬莱水城，是中国古代北方最著名的港口，其重要性和其地理位置关系密切：它位于山东半岛的最北端，与辽东半岛遥遥相望，登州港与其北仅20公里的庙岛群岛犹如一道海上锁链，控制了两大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形成中国北方的海上门户。

　　唐朝神龙三年(公元707年)，登州治所迁蓬莱，蓬莱成为胶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蓬莱城北与登州治所毗邻的天然港湾，遂被人们称为登州港。处于巅峰盛世的大唐帝国是世界各国向往的中心，大唐帝国与海外各国往来的海上航路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据《新唐书》记载，唐朝与国外往来有两条海道，一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二是“广州通海夷道”。登州港自唐朝以来，成为古代中国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

　　登州港也是中国古港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古代名港，一千多年来登州港一直作为港口使用至今。如今，中国古代著名古港中，广州港现在演变成城市街区，扬州港已湮没消失，明州港已不见踪迹，唯独登州港经过历朝清淤至今仍在使用。

　　清淤工程中惊现古船

　　近代100多年来，登州港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清淤，分别是1957年、1984年和2005年。在1984年登州港港口清淤工程中，当时的蓬莱县文化局和烟台市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在港湾西南隅2.1米深的淤泥中，发现了三艘古代沉船，因为受工程时间和人员限制，文物工作者只清理出一艘元朝古船，在1990年建立起登州古船博物馆进行展示，另外两艘古船仍回埋于港内。

　　2005年3月—11月，登州港进行又一次港口清淤工程。由蓬莱市文物局、烟台市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原古船回埋处进行考古发掘。当年的7月24日，在1984年蓬莱元朝战船发现地西数十米处，发现另一艘长21.5米的明朝战船，战船残宽5.2米，舱残深0.56米，保存有龙骨、前桅座、6道舱壁和11列外板。7月26日，在明朝战船北部1米多处发现蓬莱3号古船。3号古船东西走向，头西尾东，向左倾斜沉于黑色淤泥中。从船舱中出土中国古代陶瓷器残片、朝鲜半岛古代镶嵌青瓷碗、瓷瓶、陶茧形壶、陶瓮等韩国文物，后在蓬莱3号古船北部数十米处，又发现另一艘蓬莱4号古船底板等残船体。

　　至此，两次登州港清淤工程出土的古船数量已多达四艘，这也是全国出土古船最多的港口。登州古船立即在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尤其令人震惊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们发现，四艘古船中的3号和4号古船，还是外国古船。

　　“复活的韩船”填补空白

　　在蓬莱古船发掘现场，中国古船专家席龙飞、顿贺以及袁晓春等发现3号古船的奇特之处：船底板用木栓连接，舷板用木钉连接，中央底板未设粗大的龙骨，与以往发现的中国古船从船型到结构都有不同。当时，年近八旬的席龙飞教授评价蓬莱3号古船的船型为“见所未见”，中国古船专家开始推断此船应该有朝鲜半岛的海外背景。

　　2005年11月，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金圣范馆长、金炳堇博士考察蓬莱新发现的古船，当即提出蓬莱3号、4号古船为韩国高丽时期的古船，中韩古船专家对蓬莱3号、4号古船的判断不谋而合。2006年8月，“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中国船史学者席龙飞、何国卫、顿贺、李国清、龚昌奇、袁晓春等，韩国学者金圣范、金炳堇、李元植、许逸、崔恒洵等分别撰写论文，对蓬莱发现的韩国古船进行多角度研究。蓬莱发现并鉴定为韩国船只，成为中外古船专家共同研究古船的成功案例。同年11月，韩国召开“14世纪亚洲海上贸易与新安海底遗物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学者应邀发表了“中国蓬莱水城古船发掘与成果”的论文，向国外学者详细介绍了两艘蓬莱韩国古船的有关情况，使蓬莱韩国古船的影响愈来愈广，韩国KBS、MBC电视台先后来蓬莱拍摄并播出《复活的韩船》等电视专题片。韩国迄今发现最长的古代远洋帆船在中国蓬莱的出土，重新揭示了中韩古代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海洋交流的历史。2012年，新建的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出这两艘蓬莱韩国古船，填补了中韩造船技术交流史的空白。

　　中韩古代造船技术的混合

　　蓬莱4号古船的船型为朝鲜半岛传统的平底船，当属方头、方尾、平底海船，适合航行于中国北方、朝鲜半岛西海岸等水浅多沙滩的海域。但蓬莱3号古船与4号古船的结构不同，它的结构受到了中国造船技术的影响，但又融合了韩国传统造船技术，它因为采用了舱壁、肋骨、桅座等先进中国造船技术，因此被韩国著名船史学者李元植、许逸评价为：“设置了隔舱板和肋骨以取代高丽海船通常采用的加龙木，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

　　有意思的是，蓬莱3号古船的V型船体也很“先进”，经现代科学试验证明，箱型古船造型肥满，航行时船体受到的阻力最大，V型船体受到的阻力则较小。公元1122年，中国宋朝使节徐兢出使高丽乘坐的使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刀，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就是V型船体。欧洲造船界在18世纪70年代，瑞典造船师查普曼发表关于V型船体研究成果后，才普遍采用V型船体结构。而古代东方早在13、14世纪就已经有V型海船建成并投入运营，可见世界最早出现的V型船体海船，就出现在东方。

　　蓬莱3号古船的发现，无疑是中韩造船技术交流的结果。它运用了长槊与皮槊连接船壳的韩国古代造船技术，又采用舱壁、肋骨、桅座、补强材等中国古代造船技术，这使得蓬莱3号古船与传统高丽古船相比，具有航速较快、水密性强、抗沉性高等优点，使高丽船型出现了新变化。中韩古代造船技术的混合使用，为中韩古代造船技术交流史留下了罕见的文物实例，较为罕见。

　　元朝将中国古船式样发给高丽王朝

　　蓬莱3号古船，在中国与韩国造船史上是一个特例，迄今中国发现的100多艘古船中没有相同船型，在韩国及朝鲜半岛发现的古船也没有与此相同的结构，显然蓬莱3号古船是结合中韩古代造船技术的特殊构造船型。专家研究后发现，蓬莱3号古船应该为高丽王朝后期(元朝时期)高丽造船工匠在朝鲜半岛建造的中国式样海船。那么究竟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这种特殊船型呢？

　　据查中韩史料，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元朝先后两次用兵日本，由元军与高丽军组成联军，进攻日本。当时元朝廷命令高丽王朝建造900余艘战船，据《高丽史》记载：“帝欲征日本，诏方庆与茶丘建造战船。造船若依蛮样，则工费多，将不及期，一国忧之。方庆为东南道都督使，先到全罗，遣人咨受省檄，用本国船样督造。”由此可知，元朝曾在公元1274年后，将中国古船式样发给高丽王朝，要求按照中国古船的样式建造战船。然而高丽造船工匠终归不熟悉中国古船的船型与构造，因此费时费力，却不能按期造出900艘战船，只好又重新依据高丽王朝船型建造了大量的征日海船。

　　由此可见，元朝时期，中国造船技术曾系统地传入朝鲜半岛。蓬莱3号古船正是在公元1274年之后，在高丽王朝的后期，由朝鲜半岛的造船工匠混合中韩古代造船技术建造而成。但这种运用混合技术建造战船的时间持续很短，在那之后，高丽古船继续按照其平底船型等传统造船技术建造发展，其独特的造船技术一直保持到近代，因此，元朝中国古代造船技术虽短暂传入朝鲜半岛，但未对其传统造船技术产生根本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