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蒋易澄独自回“七矿”采访。那天天空下了很大的雨，山中雾气浓，什么都看不清楚，路上没什么人，周围安静极了，只听见雨点落在地上的声音。她坐在小卖铺门前躲雨，几只小鸡在她脚边来来回回地啄食。那一刻她突然觉得时间静止了。
正对着的地方曾经是广播室和电影棚，母亲就在里面播音。“矿广播室今天的第一次广播现在开始，下面转播中央新闻……”喇叭的功率很大，附近乡镇都能听到。等到了晚上，电影棚会放露天电影，人们带着小凳子和饭菜聚在这里。
如今，她眼前的只有荒草和泥巴。电影棚和广播室早已夷为平地，厂里曾经最时髦的灯光球场也变成烂水塘。
“突然觉得，原来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的，要去过自己的生活，有时候确实很无奈，但有些东西你根本改变不了，只能往前走。”这个25岁的姑娘说。
这是这个答辩季看到的最鲜活的论文
得知论文答辩分组后，蒋易澄有些担心。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郭建斌是这一组的答辩老师，他的绰号是“杀手”，上课时很严肃。蒋易澄的论文光看标题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毕竟是学术研究，不是文学创作。
“能过吗？”有人表示担心。
答辩前一天，蒋易澄的同学突然“炸了锅”，他们让蒋易澄赶紧看郭建斌的微博，“你这个肯定没问题了，老郭都认可你了。”
那条微博写的是：“一个学生的硕士论文，居然写的是她的母亲……这样的论文，差点看得掉泪了！这是这个答辩季我看到的最鲜活的论文！”
事实上，郭教授看到论文的开头时就被吸引了。“我们对我们父辈那段历史和生活经历其实不太了解，而且缺乏和父母共同做一些事情的经历。”论文中蒋易澄帮母亲去学校打扫卫生这个不经意的细节让他很感动。尽管认为论文的理论部分稍有欠缺，但他充分肯定这种“接地气”的尝试。
郭建斌试图在记忆中搜寻这个女孩在自己课堂上的表现，可没有任何痕迹，她很少发言，一直都很低调。
本想继续保持低调的蒋易澄现在火了。郭建斌的微博发表后，外校的老师也来索要这篇论文，一位新闻学院的女院长看完后哭了。答辩现场，提到帮母亲做卫生那个细节时，郭建斌也有点哽咽。“这是一个懂事的闺女”，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这样说。
站在台上的蒋易澄听了“好想哭”。“不是因为他表扬我，而是因为有个理解你的人，那一分钟特别受触动。”她说。
论文答辩前，蒋易澄把这篇论文快递给母亲，想听听她的反馈。李桂珍这才知道，自己成了女儿的研究对象。
“她成熟了很多。”李桂珍说，“平时说不出来的话写出来了。”
看完论文，接通女儿的电话时，李桂珍已经恢复平静。她甚至有点挑剔地说：“有些用词语句还不是那么流畅，很多故事还没写进去。”
“哎呀这个是论文，不是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蒋易澄忍不住笑了。她根本不知道，要求总是那么高的母亲在打来电话前刚刚哭过。
蒋易澄的论文也完成了李桂珍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1998年，蒋易澄的外公被检查出矽肺晚期。他是一名八级钳工，当年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全家从贵州到这里支援三线建设。他在病床上跟儿女说：“我把你们带过来，现在带不出去了。”
当着父亲的面，李桂珍一直忍着，回家后才大哭了一场。那时她下岗，姐姐下岗，哥哥下岗，嫂子也下岗，几乎全家人都下岗。“如果我们条件好一点，他精神压力不会这么大，因为他也自责，是他把我们带进矿里的，他觉得是他的责任。”李桂珍的眼睛湿了。
两个多月后，老人去世了。临走前，他曾想买块手表留给妻子，只需要两三百块钱。可拮据的老钳工没这笔钱，女儿李桂珍也掏不出来。这个遗憾让她至今觉得愧对父亲。她想把父亲的故事写出来，“我觉得我爸跟王进喜比也不差啊！”
蒋易澄考上新闻学院后，李桂珍叮嘱女儿：“你学这个嘛，要在写作上好好练一下，如果有机会，将来把你外公、把七矿的事写出来。”
她只是这么一说，但蒋易澄一直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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