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晚，两名护士从弃婴岛西千余米处草丛里抱回一名刚出生8天即被遗弃的女婴。 记者郭尧 摄
6月7日，一位女子抱着一名女婴在婴儿安全岛门前失声痛哭。 记者张刚 摄□
这几天，在一个全国性的时政深度记者qq群里，爆发了一场耗时良久的争论。这场争论参与者众，争论的主题则是济南“弃婴岛”的去留。以往爆发此类争论，大家往往会在观点交锋中找到问题出口，但这次的争论，结果却是无解。
启用数日，济南“弃婴岛”接收婴儿的数量一度达到“平均每天8个”。而这，也让婴儿般的“弃婴岛”开始考虑，这条路该如何一直走下去。
扔娃的一个接一个，“跟打仗一样”
就在济南“弃婴岛”刚刚启用6天，尚因弃婴数量过多而“焦头烂额”时，一张“济南公路路政督察整改通知单”被送至现场，通知单上写着，“济南市儿童福利院未经许可擅自占用S103线公路用地，建设婴儿安全岛工程……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请你局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尽快调查处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距整改时限到期，仅剩8天。
关于“济南‘弃婴岛’是违建”的报道一经推出，再度点燃了坊间关于“弃婴岛”去留的猜测。“这会不会是济南要关闭‘弃婴岛’的一个信号？”做出此类猜测的受访者不在少数。这一猜测被官方否认。“肯定不是要关(的信号)。”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蔡汉明的语气坚决。
但这种坚决的背后，他的担忧也依稀可见。“今天一定得把这股(弃婴数量激增)势头刹住……”4日晚，站在离“弃婴岛”不远的地方，蔡汉明的眉头紧锁。当晚，市儿童福利院启动应急预案，“劝解员”在晚6时上岗，劝说想来遗弃孩子的家长放弃初衷。“孩子跟着谁都没有跟着家人好，还是回去吧……”这句话，当晚频频出现。
一看到有车在弃婴岛门口停下，“劝解员”就忙起身赶去劝。然而，劝说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有人扔下孩子就跑。劝说失败了，孩子被放进“弃婴岛”，医生、护士们再赶来给孩子做检查。“跟打仗一样，一会儿一个、一会儿又一个……”一位附近村民留下这样一句话。“怎么有这么多狠心不要自己孩子的人啊……”“劝解员”也无奈。
对“弃婴岛”的争论，一直没停止过
抛弃孩子的家长来得快又多，根据官方数据，济南“弃婴岛”启用5天时，接收的孩子数量就已经达到了42个，“平均每天8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今年年初，广州“弃婴岛”仅启用50天就接收了262名弃婴，超出了承受极限，于3月16日暂时关闭，成了全国第一家关停的弃婴岛，这也给高歌猛进的“弃婴岛”建设带来一丝寒意。
就在广州“弃婴岛”宣布暂时关闭第二天，济南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市民政局副局长潘传利给出济南“弃婴岛”启用时间表：“在‘六一’前启用”。“目前我国已有10个省份建立25个‘弃婴岛’，还有18个省市正在积极筹建。”潘传利如是说。
追溯起“弃婴岛”的前世今生，2011年6月1日，石家庄设立一座收容被遗弃婴儿的设施，名为“婴儿安全岛”，这也是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弃婴岛”。此后，陆续有20多个城市设立“弃婴岛”。2013年，民政部下发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的相关通知，随后，山东确定济南和临沂为试点城市。2014年6月1日，济南“弃婴岛”正式启用。而彼时，省内另一个试点城市临沂，还没有对“弃婴岛”的建设、投用给出时间表。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济南，包括计划建设或已启用“弃婴岛”的每个城市里，对于“弃婴岛”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济南，“弃婴岛”的设置也成了这段时间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以前遇到过几次采访，刚生下来的孩子被遗弃在厕所、医院的角落，甚至丢弃在荒郊野外，有的婴儿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认识的一个常跑热线的记者是名父亲，他赞成“弃婴岛”的设置，因为这里会给那些被遗弃的婴儿提供更多生命保障和生活的希望。但这种保障和希望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把孩子送到这里，济南的“弃婴岛”也面临这种窘迫。
“适度关闸”打击恶意弃婴行为
仅仅数日，济南“弃婴岛”接收孩子的数量就超过了去年市儿童福利院全年接收量的一半。在“弃婴岛”附近，常能听到孩子和家长的哭声。一时间，“济南‘弃婴岛’会不会也像广州那样，超出承受极限并最终关停”的猜测甚嚣尘上。而在“弃婴岛”发生的一幕幕父母遗弃亲生孩子的景象，更让人难以接受。
对此，“弃婴岛”的管理者不得不站出来发声。6日，市民政局发出新闻通稿，坦陈有部分父母随意遗弃残疾孩子的现象发生在“弃婴岛”，而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遗弃在“弃婴岛”有违道德、触犯法律，民政、公安等部门将会联手严打恶意弃婴行为。而且，对遗弃1周岁以上孩子的现象，也将进行甄别、劝阻，否则将在取证后严打。
第二天，媒体纷纷刊发这一类似声明的新闻稿。但只有数百字的新闻通稿，显然难以尽述“恶意弃婴如何界定”等种种。“开着宝马、奥迪来扔亲生孩子的，肯定不行！”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相关负责人的语气有些气愤，他说，“养得起孩子却不养”和“养不起只能送到‘弃婴岛’”这两种行为的性质有着根本不同，处理方式也应不同。
相比民政部门内部人士的气愤，社会学专家们在看待上述举措时，显得更理性。在他们眼中，上述措施的推出，意味着“弃婴岛”正在“适度关闸”。
“弃婴岛”得走下去 可是怎么走
然而，在社会学家们看来，这个门槛的尺寸还不够具体。“‘弃婴岛’能接收什么样的孩子，哪些遗弃行为算是恶意遗弃，对恶意遗弃孩子的家长如何惩罚，对于被遗弃的不符合条件的孩子又有哪些应对措施……如若这些清清楚楚，‘弃婴岛’是不是可以走得更久？”济南大学社会学教授龚晓洁说，其实在“弃婴岛”启用之前，就应针对具体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制定明确预案细则。
“应该考虑制定山东或济南弃婴救助管理办法，对于有关弃婴处理的流程等具体细节事项从法律上进行界定和限定，从法律法规上规范弃婴救助管理工作。”龚晓洁说，包括细化对于恶意弃婴行为的惩罚措施。
而避风港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敬涛则认为，“弃婴岛”的启用让原本隐藏于暗处的“弃婴”现象被暴露了出来，对于“弃婴岛”带来的思考，包括追根溯源的婚检、新生儿筛查、医疗保险、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只是单纯地打击恶意遗弃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弃婴问题。
问题似乎并不止于此。点出针对弃婴管理在制度设计和操作方式上存在弊病后，龚晓洁也希望公众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弃婴潮”背后。“集中出现这么多的弃婴，是社会之痛，仅仅依靠一个‘弃婴岛’或部门并不能完全解决，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兜底’。”她说，针对弃婴以及残疾、病困等群体，应鼓励有资质的社会组织、爱心单位等参与进来，分担救助弃婴等群体的压力。她的想法，也和市民政局内部人士不谋而合。
济南“弃婴岛”启用以来发生的一切，都把它推向风口浪尖，也让这个“诞生”仅7天的“婴儿”一度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想放弃、又难以承受“弃婴潮”之痛。但正如蔡汉明所说，“它(‘弃婴岛’)只是个试点，很多路还需要我们再走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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