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至6岁
可享受每年12000元救助金;进行抢救性治疗
6至12岁
入学
进普通全日制小学或特殊培智学校,可能爆发情绪问题
辍学
去康复中心,向社会开放的名额有限,且训练技能的较少
12岁以上
康复中心很少接收;缺乏合理的安置模式
他们被称为星星的孩子,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中的不少人越长大越孤独,没有补贴,也得不到合理安置。
5个孤独症孩子的母亲率先行动起来。11月21日,她们揣着东拼西凑来的十万元注册资金,提交了一份成立济南市晓爱残障人士康复中心的申请,这也是济南市第一个孤独症自救组织申请。
记者高歌 摄
□本报记者 张丹丹
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不聋,却对父母的呼唤充耳不闻;他们不盲,却对父母的笑脸视而不见;他们不哑,却不知该如何开口与人沟通。他们背负着一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 孤独症。
因此,也有了这样一群特殊的家人。他们说,守候孤独路漫长,他们不敢老去。
一个遭遇车祸不敢昏迷的母亲———
“我活着,孩子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2012年冬季的一个傍晚,44岁的朱桂英遭遇了一次严重车祸。浑浑噩噩间,一个念头划过脑海,催促她赶紧清醒过来:“一定不能死,一定要活过来,如果就这样醒不过来,孩子该怎么活下去啊?”
朱桂英的儿子叫马树才,今年11岁,两岁时被确诊为孤独症患者。由于治疗较及时,在数年如一日的训练后,他勉强学会了写毛笔字,还学会了几个简单的词汇。
2013年8月,记者第一次见到朱桂英一家。那时,他们一度走投无路,因马树才的问题恶化而备受煎熬。朱桂英说,2012年儿子进入了青春期,由于体内激素水平变化,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原本学会的技能都退化了,病情发作时会用脚使劲跺地,大喊大叫,甚至双手握成拳头捶打自己或家人,最严重时一天发作几十次。
朱桂英带儿子去了医院,隐瞒了其患有孤独症的事实,拿到了一些“治疗哭闹”的药。结果,儿子吃了药,无休止的哭闹停了,人变得痴痴呆呆。“孩子喊,我也想喊,孩子哭,我也想哭。他不理解我,我也不理解他。有不止一个瞬间,我想从阳台跳下去,抱着孩子一起跳下去。”朱桂英说,“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有选择,孩子也不想这样,这一切不是他的错,我不能剥夺他生存下去的权利。他活着,我就不能死。”
就像大多数孤独症孩子一样,马树才不具备生活自理能力,全天24小时离不了人。朱桂英的任务是带孩子,她的丈夫则负责赚钱养家,一个人做两份工赚四千来块,供给全家人的花销。然而,伴随孩子的日益成长,两人愈发感觉力不从心。11岁的马树才身高165厘米,体重170斤,与瘦小的朱桂英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每每的力量对峙中,孩子逐渐占据上风。为了寻找缓解症状的办法,朱桂英带孩子到外地求医,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动辄花费上万元,让本就贫困的家愈发拮据。“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生活就是过一天算一天,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孩子以后会怎么样。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在我活着的时候照顾他,让他活得有尊严一点。我不敢想,如果我老了,如果我死了,孩子怎么办。所以,我不敢老,不敢死。”朱桂英苦笑着说。
济南第一批确诊孤独症的患者父母———
“爸爸、妈妈爱他,愿意为他负责任”
在别人的眼中,张萍(化名)与丈夫是郎才女貌的一对璧人,两人出身书香家庭,大学
毕业后在机关单位任职,有车有房,收入稳定。然而,命运给了他们一个患有孤独症的孩子,
改变了他们原本的人生轨迹。
张萍的孩子今年18岁,是济南第一批确诊的孤独症患者,先后参加过多种治疗训练课程。张萍记
得,孩子刚出生时看起来很健康,长到3岁了却迟迟未能说话,对父母的呼唤常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她带着孩子跑遍了济南的大医院,却不明所以。
孩子到底怎么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萍夫妇都稀里糊涂的,直到有一天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知道了一个叫做“孤独症”的名词。
张萍说,他们常看到的情况是,一个家有一个孤独症患者,这个家所有的人好像都孤独了,把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她和丈夫曾经也这样。担心孩子做出另类的举止,他们不敢把他带到公共场所,而是一起关在家里。“跟孤独症孩子没道理可讲。他一闹起来就不管不顾的,周围人肯定不理解。那时我就很害怕看别人的眼神,混合着怜悯、嫌弃,看得人心里特难受。”她说,久而久之,一家人都“病”了。
张萍说,孩子刚确诊的那几年,她在人前可以强装坚强,但一回到家就禁不住以泪洗面。她隔三差五就带孩子到外地求医问药,误打误撞地在北京找到了一家刚起步的孤独症专业康复机构,遇到一个名叫米歇尔的法国义工。米歇尔原本是一名心理医生,在查出罹患癌症后,来到中国专门帮助孤独症患者的家庭。他鼓励张萍与丈夫了解孤独症,了解孩子,了解自己,引导他们慢慢走了出来。
“米歇尔告诉我们,我们的孩子得了孤独症,这不是孩子的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样的孩子是注定要降生的。总有人要背负这份责任。如果家长不负起责任,这个孩子不及时确诊和治疗,病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甚至可能危害社会。我们应该庆幸,孩子出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爸爸、妈妈爱他,愿意为他负责任。”张萍的丈夫说。
一群选择不生二胎的家长———
“一个就够了,再生对孩子不公平”
如同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不同的孤独症患者也有不同的孤独。10岁的陈沐林喜欢自言自语,情绪激动时会拍墙或喊叫,他每天中午必须坐一趟电梯,学会了跟着音乐旋律哼歌。7岁的刘福钰喜欢吃东西,喜欢做游戏,能简单表态,不满足要求时会以哭闹发泄。12岁的方以昊有多动症状,性格内向,说话含混不清,在绘画方面继承了爸爸的天分。13岁的王帅用攻击行为发泄情绪,但他也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临床表现的多样性充分说明了病理的复杂性。研究结果显示,孤独症的病理类似于痫,大脑部分结构受到损伤,神经元异常放电导致认知、情绪异常,伤在不同位置、程度不同,表现就各不相同。但这种损伤是很轻微的,通过目前的脑成像技术也难以准确辨别。因此,发病胚胎在孕前检查中无法被鉴别,鉴别发病与否的方式只有等待,等孩子长到 3岁再观察是否表现出相应特征。生育出孤独症孩子的父母再生第二胎,二胎的孤独症发病率比正常人群的发病概率高许多。
孤独症家长中选择不生二胎的大有人在。他们说,再要一个宝宝,对孩子来讲是一种不公平。担心会生出有缺陷的孩子只是其中一层考虑。他们更忧虑的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论是在物质还是情感上,孤独症孩子需要终生照顾,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两个家长尚且顾不过来,如果再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也要一生受累。
对孤独症孩子的家人来说,情感只能是单向的。他们把一生的爱无条件地给予孤
独症孩子。而在孤独症患者的世界里,没有“爱”,任何人只是熟悉或不熟悉的工具,哪怕有一天那些最熟悉的人离开了,他们也不会感到悲伤。“他来摸摸你的脸,不是为了安慰,而是好奇。他出声找你,不是因为想念,而是需要。你那么爱他,他却是麻木的,这是很痛苦的事情。要另一个孩子背负一生,这太不公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