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申

　　抛弃管制思维，并不是说就不需要管理了，而是对政府文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抛弃管制思维，必须树立法治思维。一个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是文化活动、文化创造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

　　“管制”式思维方式的若干特征

　　在经济理论中，“管制”是指国家以经济管理的名义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其反义词是“放松管制”。如果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管制者(政府机构)，依照一定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那么这是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在做的事情，其必要性无可置疑。

　　但在中国语境中，“管制”这个词往往使人联想到管制型经济、命令经济，使人联想到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弊端。而“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思维”，就是特指那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制”式思维方式，其特征是迷信权力，迷信整齐划一，迷信行政命令的作用，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法治，不尊重生产主体。这种被哈耶克称之为“致命的自负”的管制思维，曾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文化领域，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文化管理体制也呈现出高度集中统一的特征。应该说，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文化管理体制曾为推动新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和计划经济体制一样，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文化管理体制也存在许多严重弊病。

　　传统文化管理体制的一大痼疾

　　这些弊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包揽过多，管得太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权力高度集中，政府成为一切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唯一主体，直接组织和管理社会所有生产活动。由于所有制结构的单一化与文化活动的非产业化，从制度安排上抑制甚至禁止了其他社会团体及个人兴办文化事业的可能性。在文化事业单位管理方式上，政府及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主要采取的是行政管理方式，“管得过死”严重抑制了文化的创造活力，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管理体制的一大痼疾。二是文化单位过于依赖政府，丧失了竞争能力与创造活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单位都属事业单位，文化活动和文化建设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拨款进行，所生产的精神产品也很少考虑市场需求。久而久之，文化单位就丧失了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和文化创新的活力。

　　邓小平同志曾对这种体制提出尖锐批评：我们许多顽症痼疾，都“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

　　必须遵循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文化发展为什么要抛弃管制思维？

　　从文化发展的要求来看，文化自有其客观发展规律，任何对文化的管理都必须遵循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和特点。邓小平同志“文革”后痛定思痛，曾提出大幅调整文艺政策：“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他说要尊重艺术家及其创作自由的权利，“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是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那么，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要处理好政府与文化市场以及各类文化主体的关系，要更加尊重文化发展规律。

　　从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的要求来看，国际大都市无不具有多姿多彩的文化。自由宽松、多元兼容的文化环境，是各类文化人才集聚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文化创新的必要条件，而过度管制必然导致文化主体的萎缩和文化创新的削弱。2012年3月，纽约市长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最有创造力的人希望居住在保护个人自由、鼓励多样性、提供丰富文化机遇的地方。一个希望吸引创新者的城市，必须提供能够培育新理念、催生创新的肥沃土壤。”目前上海迫切需要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迫切需要营造宽松宽容的文化发展环境和氛围，让各种人才在这里找到创业创新的乐园。

　　抛弃管制思维，必须树立法治思维

　　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来看，少一点管制思维，多一点服务意识，是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经过30多年改革，我们已经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管制过多过死的管理体制，初步建立起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但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管制”式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还没有完全改变。这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多年来，政府“越位”或“缺位”现象仍很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社会在转型，党和政府管理文化的方式也要随之转型，与时俱进，不断完善。

　　抛弃管制思维，并不是说就不需要管理了，而是对政府文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抛弃管制思维，必须树立法治思维。一个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是文化活动、文化创造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文化企事业单位必须依法办事，政府管理文化活动也必须依法办事，这样才能使文化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只有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文化发展才有可能获得可靠的制度保障，管制思维也才会越来越没有市场。对服务型政府来说，要善于科学管理、民主管理和依法管理，同时还要善于发挥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