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万恒实习生苏晨

　　2010年12月，宋国春所在的“鲁荣渔2682”号最后一次驶离山东石岛码头，开往东南太平洋从事远洋捕捞，当时船上共有33名船员。而当2011年8月12日这艘渔船返回时，只有11人下船。在2011年12月1日曾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披露这起悲剧。今年7月19日，“鲁荣渔2682”号案在山东威海一审宣判。11名凶手中5人被判死刑一人被判死缓。庭审记录还原了这艘“死亡之船”的最后旅程——压迫、造反、劫船、杀戮、告密、内讧、逃亡、失踪……

　　A。

　　接到通知时，受害者家属以为“弄错了”

　　“两年了，终于有结果了。”昨日上午，刚刚从威海回到大连的宋国春妻子徐丽语气平静。刚刚旁听完庭审的她说，受审的凶手甚至没人对受害者家属们说声“对不起”。“我以为他们至少该有点歉意。”徐丽说。

　　她和儿子宋飞(化名)是在2011年8月得知丈夫失踪这一消息的。同时获知噩耗的，还有开发区人王永波的亲属们。王永波的妻子至今还记得丈夫出发那一天给她打的电话。根据合同，两年后的这一时刻就是渔船归航的时候，多一天都是超期。然而8个月后的2011年8月12日上午，当这艘赴秘鲁、智利海域进行鱿钓作业的远洋渔船被拖回出发地山东荣成石岛码头时，包括宋国春、王永波在内的22名船员却消失在茫茫大海中。仅剩的11名船员直接被警察带走。次日，官方发布消息，警方初步认定“鲁荣渔2682”号曾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22个家庭的天在那一刻塌了。接到渔船所属公司“鑫发水产”通知的徐丽说，自己当时以为“弄错了”。宋国春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2010年12月初才从开发区的家中应聘前往山东，半个月后就登上了后来被媒体称为“死亡之船”的“鲁荣渔2682”号。按照合同，宋国春一年的收入4.5万元，提成另算。主要工作是钓鱿鱼，然后装箱冷冻。徐丽当时觉得：这份活收入还不错。两人的儿子当时上高中了，正是“花钱的时候”。丈夫失踪了，一家人的经济来源骤然中断。

　　噩耗难以接受。更难接受的是一系列难解之谜。直到得知噩耗3个月后，徐丽才拿到了正式的失踪通知。而由于案件正处于刑事侦查阶段，凶手的作案动机、亲人遗体是否完整、目前被抛在何处……一切都是谜团。失踪者们甚至一度需要“自证清白”——接受警方调查之初，11名犯罪嫌疑人一度供称：失踪的22名船员是坏人，他们策划劫持渔船，并内讧杀人。嫌疑人称：在船只遇险后，他们(指失踪者们)带着救生筏离开了。

　　当700天的侦查、审理将“死船之谜”渐次解开，杀人者的谎言才被揭穿。

　　“鲁荣渔2682”号总吨位只有233吨，在一个多月的漂泊中，“岛”上的人时刻面临着生与死、希望与绝望、人性与兽性的挣扎，一句话、一个眼神都可能诱发一场杀戮。有参与庭审的受害者亲属说：整个庭审过程，她“心口像压了块石头，堵得喘不上气来”。

　　B。

　　与本案有关的民事部分将开庭审理

　　从得知噩耗并委托大连海事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提供“法援”至今，700多天已经过去，徐丽的心情终于恢复了平静。她说，对于目前的判决结果她“能够接受”，逝去的丈夫也总算可以瞑目了。唯一的遗憾是：丈夫至今无法入土为安。

　　“老宋的遗体是找不回来了，可我还想在大连给他买块公墓，把他的遗物葬在里面，也算是入土为安了……”但是徐丽至今没有拿到丈夫的死亡证明，因此无法购买公共墓地。“案子宣判了，下一步我会先忙活这件事。”她说。

　　除刑事部分外，与本案有关的民事部分也将开庭审理。船员温斗、温密的代理律师张文普认为，基于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向雇主主张支付劳务费及人身受到伤害的赔偿请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鲁荣渔2682”号所属的鑫发水产公司已经为部分受害者家属垫付了死亡赔偿金。而徐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关于赔偿问题她暂时还不考虑。“这两年时间里，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需要沉淀一下。”她说，赔偿问题会在仔细考虑后再提上议程。

　　丈夫走了，但生活总要继续。徐丽的希望是：能和儿子从这场噩梦中走出来，让生活恢复平静。

　　不过丈夫的去世还是改变了母子俩的生活。家里没了收入，本来成绩不错的宋飞为了给妈妈减轻点负担，读了中专。如今本该读大学的他即将毕业求职。小伙子的人生轨迹和那艘起航奔向死亡的“鲁荣渔2682”号一样，再无法回头。

　　C。

　　至少8名罹难者来自大连

　　7月19日，法院对这起震惊全国的重大案件作出一审判决：11名被告中5人被判死刑，一人被判死缓。其余几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4年。

　　虽然所属公司地处威海，出发地点也在石岛渔港。但“鲁荣渔2682”号这艘“死亡之船”与大连关系匪浅——前期遭遇迫害，后期加入杀人团伙的船长李承权来自大连。上船之前他找来了多年好友付义忠、王永波担任“鲁荣渔2682”号大副、二副，共同管理这艘远洋渔船。“鲁荣渔2682”号最终出海的33人来自黑龙江、内蒙古、辽宁、安徽、贵州等地。但管理层多数是大连人。在接踵而来的一场场海上杀戮中，至少8名大连人无辜遇害。

　　除了宋国春外，49岁的大副付义忠和二副王永波家住开发区，来自金州新区的温氏两兄弟温斗、温密分别担任渔船轮机长和二管轮；大连人夏琦勇担任伙食长，他的被害掀开了一系列海上杀戮的血色大幕；还有49岁的长海县人岳朋，以及49岁的十三里堡人王延龙……这些失踪船员年龄最小的36岁，最大的49岁，全都是上有老下有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王永波的老父亲75岁高龄，妻子多病无业，儿子正在读高中。一家人的收入全靠王永波打工所得，他和船长李承权有数十年交情，船长一直喊他为“哥”；温斗的儿子只有15个月大，妻子也没有固定工作；49岁的王延龙妻子给小商店打工，家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女儿，老父母已经年近7旬……大多数大连籍船员都是奔着“远洋出海赚钱多”的目的登上了“鲁荣渔2682”号。

　　但是几个月的海上漂泊和狭小渔船上朝夕相处滋生的罅隙引发了血腥的杀戮。“淘金之旅”变成了“死亡之旅”。遇害船员们的家属回忆说，出海之后手机就没有信号了。直到遇害，他们都没有机会再和家人通一次电话。死亡就以这种最残酷的方式骤然而至，甚至来不及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