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志

　　记住李新功，绝不仅仅是出于仇恨，而是在儿童权益保护、在官员权力约束存在漏洞的语境之下，把李新功作为负面的图符

　　6月18日，记者从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原永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功当日被执行死刑。

　　李新功是谁？想必公众不会陌生。2011年下半年来，李新功先后强奸未成年幼女11名；2012年5月8日在永城市第三中学门口作案时，被刑警现场抓获。李新功被执行死刑，司法正义也算走完了最后一步。但是李新功的死亡，似乎永远也补偿不了那些被伤害者。而且，办公室副主任、优秀党务工作者、兼职教师到猥亵案犯，这种冲突性极强的身份变换，这种底线被无情洞穿的罪恶轨迹，它所制造的愤怒，很难说可以被轻易平复。或者正如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所评说道，处死李新功“大快人心”，但这种“大快人心”何尝不是用被侵犯者的眼泪所累积起来的？

　　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检视李新功案时，个中细节还是会让人难掩错愕，一个官员，何以沦落至此？

　　李新功已经走向死亡，在世人眼中，他只剩下一个罪恶的背影，我们已经不可能从他的现身说法去再现他的邪恶是如何膨胀起来，但是通过拼凑起那些罪恶的细节，有针对性地建立制度性的防范措施，是我们能做的，也是应该做的。李新功案发之后，猥亵幼女案频发，李新功案似乎以连锁反应的方式，揭开了儿童权利的种种脆弱之处。在曝光的这些猥亵案中，施害者都得到了顶格处理，但这一连串的个案之后，那种共通式的罪恶生成链，是不是得到了正视？猥亵幼童的土壤，是不是得到了完整清除？

　　也许，这正是李新功不能被遗忘的最大原因。李新功之死，只是代表了个案的终结，代表了一个个体之恶的宿命，罪恶李新功的养成之路，却隐喻了相关的制度之困，制度之困是超越个体个案的。这种困顿，关乎权力约束的不足，关乎法律有关的猥亵规定漏洞，关乎儿童保护敏感性的匮乏，关乎儿童安全教育的缺失，关乎地域发展的不均衡……这些制度性的困顿，通过对李新功个案的处理无法纾解，但是当它们被李新功案推至前台时，社会的反思必须抵达李新功罪恶的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