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邓起东 “地震宗师”谢幕,有遗憾有不舍

  2018年11月10日,位于北京朝阳区严华里甲1号的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里空空荡荡。三楼右手尽头,一间办公室门缝微开,简单的书桌和沙发前,摆满了黄白色的菊花,门上的姓名牌显得有些落寞——本应在这间办公室伏案工作的主人,再也回不来了。

  “著作等身探究大地震成就一代宗师,青山踏破寻迹活断层撑开一片天地。”11月10日,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竹厅,素净的花圈旁,黑底白字的挽联悬挂。前来告别的人胸挂小白花,手捧白菊,排成了长长的队伍,一直延续到厅外广场上。

  四天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发布讣告,我国著名构造地质学家和地震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邓起东先生,因病于2018年11月6日23时22分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80岁。

  “学霸”创造过多个第一

  笑团团的一张脸,慈眉善目,扁圆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方框眼镜,左手有些不方便,常常微微弯曲着,一口湖南味道的普通话,夏天一件浅色衬衣、冬天一件黑色外套,再加一顶棕色的小礼帽——这是很多人记忆中对邓起东的印象。这位院士身上有着温和、质朴的学者气质,常侧着身子笑眯眯地向人挥手打招呼,说声“你好”。

  1938年,邓起东出生于湖南双峰。上世纪50年代中期,邓起东在湖南长沙读中学。一天,戴着眼镜的地理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几个图形,介绍着褶皱、断裂的成因,对大自然感兴趣的邓起东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高中三年的地理课外小组活动后,1956年,邓起东报考了中南矿冶学院地质专业,从此与地质结缘。

  1961年,邓起东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著名的地质学家张文佑教授的领导下学习做科学研究工作。那时候,一家人都为他高兴,现在家里还有当年专门拍摄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写着“送起东上北京”。

  邓起东是“学霸”,思路敏捷,过目不忘,考试永远都是第一。女儿邓海鸿念书时,遇到学习上的困难,疑惑地问父亲,为什么学习这么难?您告诉我怎么办?

  邓起东也很疑惑,学习有什么难的?考第一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学霸”创造过多个第一——亲手绘制的第一张国家地震烈度区划图、第一张全国地震构造图、第一张大比例尺活动断裂地质图……在地质界人士看来,邓起东是“中国当代地震地质和活动构造学研究的主要带头人之一”,我国现在地震地质和活动构造研究水平能和外国人站在同一条线上,就跟邓起东的导向作用有关。

  能让中国地震地质学研究和外国并驾齐驱,是一位老人几十年的坚持。

  “我小时候啊,基本没怎么见过我爸。”上世纪70年代,一家五口——夫妻俩和两个孩子、一位老人挤在一间17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屋里除了床和书本之外,就只有一张兼作读书和吃饭两用的小桌。

  半夜时分,女儿常常迷迷糊糊醒来,总能看到桌前烟雾缭绕,一个伏案工作的背影一动不动——父亲总是工作到深夜,是女儿的童年记忆。

  这个背影,当时正在忙着编制一张重要的地图——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

  地震区划图是用于抗震设防的地震区划图,如果没有这张图,每一个大中型工程,都要去当地一一考察,费用高昂。1970年国家地震局成立后,决定编制一张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当时,邓起东被任命为组长主持工作。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在“文革”时期,全国各地的地震资料没有系统,很零散;野外调查还常常遇到各派别的阻挠。在这样的条件下,邓起东硬是带领同事们确定了适合中国的一套地震区划方法。

  1977年,他们成功了。国家正式批准把这张图作为全国抗震工程和经济建设应用的必备图,并在一年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汶川震区向老人道歉

  对一位80岁的院士来说,所获得的荣誉太多了。荣誉加身,却依然有遗憾。

  作为地震地质学家,大地震的发生总会挑起他们最敏感的神经——海城、唐山、汶川,是新中国地震史上三个最刻骨铭心的节点。这三个地方,邓起东都在第一时间踏足。

  1975年2月4日0点30分,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做出了地震预测,并向全省发布预报。寒冬腊月,民兵们逐家上门把不愿出门的老人背了出来。果然,当晚7时36分,海城、营口县一带发生了7.3级强震,由于提前准备,无较大人员伤亡。

  第一次准确预测到如此严重的地震,邓起东和同事们都感到十分欣喜,看来地震是可以被准确预报的。

  然而,第二年唐山大地震突然袭来,毫无预兆,让他们从大喜坠至大悲;32年后,这种锥心之痛再次降临。汶川大地震来了,没有遵循学界认可的规律,也没有出现学界认可的前兆。地震后不久,邓起东刚从加拿大回国,顾不得休息,便立刻赶往震区。

  随行的学生安艳芬回忆,当时北川已经被封锁了,现场惨状令人“冲击巨大”。废墟中安静异常,偶尔从瓦砾中跳出来幸存的几只家猫家狗,学生们觉得好玩,邓起东一直沉默异常。

  在震区路边,邓起东遇到一位老人,得知他们是从北京来的地震专家,老人遗憾地说:“你们要是早来一天提醒我们,我们的伤亡也不会这么大。”

  听闻此言,邓起东眼睛一酸,几近落泪:“老人家,我们也确实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地震,实在是我们无能,对不起。”

  对于地震工作者来说,面对每一次强震的束手无策,都是一场煎熬。此后几年,邓起东五次到震区进行研究,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

  “邓老师做了一辈子地震研究,最希望的是能减轻地震带给人们的伤害,面对大地震,他的遗憾和普通人的遗憾不一样。”安艳芬说。

  不像遗嘱的“遗嘱”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所长徐锡伟也是邓起东的学生,他回忆,老师年轻的时候有雄心,“想要做出准确的地震预测。”

  现在看来,短期内,全世界都无法解决这一难题。邓起东曾跟女儿说过,他相信,这件事儿总有一天会解决的,不过自己看不到了。

  常年野外奔波、加班加点的生活,让他的身体极度透支。47岁时,邓起东得了脑血栓;56岁,又患上心脏病;1997年1月,确诊为肾癌,左肾被切除;今年6月,又诊断出来尿路上皮癌,一直住院。

  直到今年住院之前,这位80岁的老人,每天准时上班,周六日还时常加班。

  11月的一天,在CCU(心内科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的病床上,邓起东坐起来,向女儿要来一张纸、一支笔,写下了“遗嘱”两个字。

  女儿有点吃惊,等着父亲继续落笔。接着,遗嘱的第一句话是“希望地质所越来越兴旺”。写到“兴旺”两字的时候,老人已经不记得这两个字该怎么写了,女儿忍不住,说“爸爸,写不动就别写了。”而关于自己的财产、房产,邓起东一字未提。

  他的学生杨晓平说,老一辈科学家的性格都是这样,工作第一,其他的都在之后。这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地方。“这栋楼里好多老先生都是这样,也许,对家庭是有亏欠的。”杨晓平也在研究所工作,他和邓起东的办公室咫尺之遥,说这话时,他敲了敲手边的地图。

  “那哪是遗嘱啊,他就是太爱他的工作了,甚至超过生命,我真的不能理解。”邓海鸿声音哽咽,头摇着说不下去。

  但在邓起东住院后,也曾向女儿提起,普通但多姿多彩的生活,也挺好。“以前从没听他说过。”

  “馋嘴”的金庸迷

  因为身体不好,邓起东在饮食上有许多忌口。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姚琪回忆,馋了许久后,偶尔能吃点禁令单上的食物,老师都开心得像个孩子。

  邓起东是湖南人,喜欢吃红烧肉。有一次,邓起东发现会议盒饭里有红烧肉,开心地吃了一块,夹起第二块后却满脸纠结:“老婆管得严,到底吃不吃?”;还有一次,姚琪带了不含糖的纯黑巧克力到办公室。邓起东眼睛发亮,美滋滋地说:“今天可以吃巧克力了。”接过巧克力,尝了一口后,皱起眉头:“一点甜味都没有,这哪是巧克力啊。”失望之色溢于言表。

  邓起东还喜欢文学,他曾跟女儿说过,要是自己不做地质研究,一定是个优秀的文学家。这位一直忙忙碌碌的老先生,唯一和文学扯得上边的,是爱看金庸小说。他的学生杨晓平说,老师有段时间着迷金庸小说,还和他讨论小说里的角色,究竟谁的武功更厉害。

  不过,虽然家里买齐了全套金庸小说,但这么多年来,邓起东却只看完了《倚天屠龙记》这一部。“年轻时太忙,没时间;年纪大了,在病床上却再也没有精力了。”邓海鸿说。

  金庸去世那天,邓起东在医院听到这个新闻。他当时脸色肃穆,一言不发。

  6天后,邓起东在抢救中去世。

  新京报记者 刘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