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福建一家四口生前登记无偿遗体捐献：“捐出更有意义”
新京报讯（记者 潘闻博）11月1日，31岁的程良义做了一个决定：与妻子、父母一起，在南安市红十字会登记，自愿去世后无偿捐献器官及遗体。
2013年，26岁的程良义从湖北老家来到福建南安，在当地一家卫浴企业工作。此后，他陆续将妻女、父母接来南安，一家在当地定居。多年前，因朋友意外离世，程良义萌生捐献器官、遗体的念头。“作为普通工作者，我的生活很平凡。但选择这么做，也许某一瞬间我也不是那么平庸。”11月6日，程良义告诉新京报记者。
回忆登记时的感受，程良义形容，“就像在一个小房子待久了，忽然走出去，一下子感觉豁然开朗。发现身为普通人，也能做有意义的善事。”
程良义一家。受访者供图因朋友离世决定捐献
新京报：家里是谁在何时提出捐献器官及遗体的想法？
程良义：我提出的，提出这个想法是在今年10月中旬左右，先是和父亲说，然后和妻子、母亲沟通。
新京报：为何有此想法？
程良义：大概2010年，我和一位朋友曾谈到器官移植来源短缺问题，当时开玩笑说，哪天意外去世，我们就把器官捐献出来。之后，我那位朋友意外去世，火化时我全程在场。回来后我很悲痛，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觉得人去世以后什么都没了，如果能把有用的身体器官捐献出去，就是一件好事。
新京报：为何在7年后才登记捐献？
程良义：后来我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加上父亲生病，就耽搁了。今年父亲病情加重，上月被查出患有脑积水，因为手术费用高、风险较大，目前采取保守治疗。我感觉捐献器官这件事迫在眉睫，就提上议程。
新京报：为何要让家人也一起捐献？
程良义：因为我认定这是正确的行为，就想让我家人和我一起去做这样的事情。
新京报：怎么和父亲说的？
程良义：上个月试探性地和我父亲讲，万一以后人不在了，能不能把眼角膜捐献出去。让我意外的是，我父亲很赞同，还决定把遗体也捐出去。他说，脑积水现在不好治疗，遗体捐出作医学研究，也许以后就可治好别的病人。
新京报：听说你母亲一开始有些害怕？
程良义：我母亲是农村人，一开始以为器官移植是在人还活着的时候进行。我有跟她解释，正好当地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在和我们沟通，给我母亲讲解了相关政策和流程。我母亲了解以后就打消了疑虑。
新京报：其他家人或亲戚是否反对，有没有人不理解这种举动？
程良义：有些年纪较大的亲友，和我母亲有同样担忧，我给他们做了解释。还有朋友看法比较传统，觉得人去世后，应该保留完整遗体。我的看法是，火化以后人就没有了，还不如捐献出去。
新京报：你自己有担忧和顾虑吗？
程良义：没有担忧，也没有顾虑。我去过火葬场，亲眼见到遗体是如何被火化成灰的。相比之下，我觉得捐献更有意义。
登记捐献后“内心很平静”
新京报：你是主动联系当地红十字会谈捐献的事情？
程良义：因为不知道捐献器官、遗体的具体途径，我先是和本地一家媒体的记者取得联系，表达了捐献意愿，还询问捐献的方式。后来，通过媒体记者联系到了当地红十字会。
新京报：介绍一下当天登记捐献的具体情形？
程良义：首先是网络登记捐献器官，一开始我还想把我小孩子也登记上，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告诉我，小孩子年龄太小，登记我、我妻子和我父母就好了，另外也填写了自愿捐献遗体登记表。然后，他们给我们发放了荣誉证书。
自愿捐献遗体登记表及荣誉证书。受访者供图新京报：所有。只要是有用的身体器官都捐献，遗体就用于医学研究。
新京报：有人质疑过你这样做的动机，对此如何看待？
程良义：我有一位老乡问过我几次，别人奖励了我多少钱，我告诉他没有奖励。听到质疑声时，开始心里有些伤心，但我觉得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
新京报：登记完捐献后，有何感想？
程良义：心里很平静，该吃吃该喝喝，该工作就工作。我一不为出名，二不为钱财，一开始希望这件事低调进行，后来和当地红十字会沟通过，觉得报道出来也是好事，可以打消更多人的疑虑和误解，让更多人也选择捐献，传递爱心。
新京报记者 潘闻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