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打捞带走父亲的那辆公交车 | 深度聚焦

  记者/张帆

  编辑/刘汨 宋建华

▷周小波在打捞现场(右一)▷周小波在打捞现场(右一)

  万州大巴坠河事故里,他既是遇难者儿子,也是救援者。在两种身份之间,他艰难的维持着平衡。

  救援者

  11月1日,万州大巴车坠桥后的第四天,43岁的周小波站在蓝天救援队的现场驻地里,他的眼角低垂着,看上去有些疲惫。

  前一晚临近午夜,出事的22路车被打捞出水,周小波的父亲也在车上,已经确认遇难。

  阳光重新普照山城,江上已经看不到救援船只,岸上的警戒线也被移除,各路救援队撤离殆尽。过去的80多个小时里,他们在空旷的沙地上安营扎寨,运输来专业的探测、潜水设备。周小波和其他队员几乎昼夜不眠,一直牵挂着江面下的情况。

  周小波所在的队伍也要撤离了,他开车驶在江边,告诉身边的人,父母家就在对面江北。周小波的母亲在今年春节过世,那之后,即使工作再忙,他每天晚上也会回到76岁的父亲那里,陪老人一起过夜。

  一路上,他的手机不断有媒体打来电话,前一天,人们通过蓝天救援队发布的消息得知了他的事情,很快,第一家媒体发布了关于他的报道,有记者告诉他,这篇报道在微信上的阅读量很高,被人们大量转发,他愣了一下,说自己还没顾上去看。

  在救援队办公室,已经有几批记者在等着了,面对围过来的镜头,周小波手背在身后、站得笔直,他说觉得自己没什么伟大的。有记者告诉他,人们的关注,是因为他兼具了“遇难者儿子”和“救援者”这两个身份。

  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过去的几天里,他在这两个身份之间,艰难的维持着平衡。

  “他是退伍军人,还是人民教师,他在现场还是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换做其他人,这个情绪早就崩溃了”。队长骆明文说,周小波在码头上看到不停有殡仪馆的车来拉遗体,“每看到一辆他都偷偷的哭”。

  周小波不是看不出队友的关心,但他在尽力隐藏自己的情绪,同时告诉自己不能垮下去,没有一点胃口,他还是强迫自己进食。

  直到10月31日晚11点多,坠江公交车头露出水面,救援水域停靠的船只拉响汽笛。周小波所在的救援队隔着二三百米默哀,有其他的队员看到,他一个人躲在旁边哭泣。

  打捞结束,周小波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但屋里已经没有父亲的身影了,一个朋友来陪他过得夜。周小波让家里的灯彻夜亮着,姐姐告诉他,只要点着灯,父亲就能回来。

  第二天早上,他去殡仪馆见了父亲一面,看到爸爸已经被穿戴好寿衣,面容安详。

▷22路公交车10月31日晚被打捞出水▷22路公交车10月31日晚被打捞出水

  离别

  时间倒退回10月28日上午10点多,如果没有意外,那辆黄色车身的22路大巴,将顺利驶过长江二桥,抵达最近的二桥北桥头站,这也是周小波父亲本来要下车的地方。

  “到站就到家了,就那么点距离,所以你说你怎么想的通啊。”周小波说。

  那天早上7点多,周小波开车去上班,他刚到区教委工作,这天的行程安排是看体育比赛,之后还有会议要开。出门前,父亲提出,想搭儿子的顺风车,去西山公园看菊花展。

  父亲已经退休多年了,因为工作原因,相比周小波,姐姐陪伴父亲的时间更多。老人家经常会沿着江北岸散步,路过音乐广场,看一场音乐喷泉。他是个“很潮”的父亲,喜欢用智能手机看新闻,也爱看历史类书籍。

  周小波应下了父亲搭车的要求,老人换上了几天前女儿刚送给他的夹克衫,手上戴着周小波花几千块钱买给他的黑色机械表。怕耽误儿子上班,他只冲了袋速食粉,加了麦芽精当作早餐。

  父子俩在西山公园分别。10点左右,周小波在开会时接到姐姐的电话,告知其父亲的电话打不通了,他没觉出异常,推测父亲看完菊花展就会自己坐公交回家。

  到了11点多,听到大巴坠桥的消息,他也没想到会跟父亲有关,第一反应是前去救援,跟领导请了假,回家换了身衣服就往现场赶。

  下午2点多,现场救援的声呐和机器人正在定位,姐姐又打来电话,他忙得没顾上接,等回过去才知道,警方调出老年卡使用记录,父亲就在那趟出事的22路车上。

  “那之前我就判断老爸可能遭遇不测了,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事情的确有一些悲痛,但是没办法。车上有很多人,大家心情都一样。做救援工作,我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是要把救援做好”,事后他对媒体说起那时的心情。

  周小波被警方叫去采集了DNA信息。到了30日,7具遇难者遗体被打捞上来,周小波提供了父亲的体貌穿着,以及戴着那块黑色机械表的特征。次日,他接到了父亲确认遇难的消息。

  父与子

  “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周小波说。

  这种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在职业上。父亲退休前,在村小任教,受人尊敬。据媒体报道,有临近村子的孩子带饭菜来求学,中午父亲会把学生们领回家,帮他们把冷掉的饭菜加热。

  1998年,从部队退伍后的周小波,也成为了一名教师,2005年,他调入汶罗小学任体育老师。

  品行上的影响或许是潜移默化的。“他最怕我染上不良的习惯,不让我打牌和抽烟”。父亲当教师时,虽然每月只领几十元的工资,但并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常常包揽学校的绿化工作,做完也不收一分钱。2015年,周小波投身公益,加入蓝天救援队,这一决定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他会替我照顾家里的一切”。

  而这份支持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对儿子安全的担忧。

  救援工作常常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周小波记得,有次晚上去水塘打捞一个溺水的老人,几个参与的女队员回来之后害怕得睡不着觉。

  真正惊险的是九寨沟地震的救援任务,周小波和其他队友为了尽早进入熊猫海搜救,头天晚上待在一处没有信号的地方。手机打不通,跟外界失去联系,父母反复拨着儿子的号码,直到第二天才接通。周小波后来还跟妻子开玩笑说,爸爸妈妈那么担心,怎么你就不怕。

  周小波一直不后悔加入救援队,他觉得,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在释放对这个世界的善意。但这些都无法抵消失去父亲的痛苦,“我以前想,不管多大年纪,四十、五十,只要有父母在,自己都是一个小孩,但父母走了之后……”

  出事公交车被打捞出水后,长江二桥的交通管制尚未解除,早晚高峰时段,人们排着长队等待轮渡。在江北岸,周小波父亲曾经散步的音乐广场,聚集在这里围观打捞现场的人群正逐渐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