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法院
“这也不能怪他（聂学生），毕竟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张焕枝说。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张焕枝不但要撑起这个已经破碎的家，更要为了儿子去奔波。
她回忆说，一开始申诉时，手上什么证据都没有，只是觉得儿子不可能杀人。因为没有判决书也没有证据，她最终连法院的门都进不去。
之后，在代理律师的帮助下，她才从受害人家属手中，复印了一份“聂案”的判决书，开始拿着这份复印的“判决书”“跑”法院。
“我每个月都去两三回河北省高院，见到法官才回来。”张焕枝说，为了能够尽早见到法官，她当天一大早就要从家里出发，然后转两趟公交车，到河北省高院，向“聂案”的法官申诉，要求重审“聂案”。
但结果往往是，早早赶到法院的张焕枝，并不可能马上就见到法官。“有时候等了一天都见不到。”张焕枝说，她只好在法院下班之后，再转两趟公交车回到家里，给偏瘫的聂学生做饭，第二天再去法院。
“一直见到法官为止。”她回忆说，但是，就算见到了法官，往往是几句话就被“打发”走了。“法官总说，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了，会处理的。”张焕枝说，这么多年来，法官都是这几句话。
最终，张焕枝决定到北京的最高院去申诉。
北京申诉
到北京去申诉，成为张焕枝新的希望。她介绍说，当时最高院每两个月都会接受一次全国各地的申诉，她只要经济条件允许，都会去北京。“一年最多去了六次。”到300公里外的北京，张焕枝每次都是独自一人前往。坐火车，坐汽车，到最高院拿号，然后等待。
“原来除了家里种了一点地，就是靠聂学生的每月2000元左右的退休金生活。”张焕枝说，她和聂学生都有严重的高血压，每天的降压药必不可少，因此，除去每个月要花1500元左右买药，剩下的就是生活费，和她每次前往北京申诉的路费。
她告诉记者，到了北京并不是当天就能够取到号的，“毕竟全国那么多人都去。”
此外，在等待的过程中，她不敢多花一分钱。“我每次去，都是住15元~20元一晚的小旅店，一个屋里有六个人，就只有一个暖壶，一个洗脸盆。”
“当时心里都是儿子的事，根本吃不下饭，有一口汤喝就算吃饭了。”张焕枝说。渴望平静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
从这时开始，张焕枝才结束了多年前往北京申诉的行程。
此后，“聂案”还经历了山东省高院四次延期。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查认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查。
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同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认为原审判决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决定提审本案。
她说，在儿子的事情“有了结果”之后，她决定和老伴一起平平淡淡地生活，“我们都已经73岁了。” 凶手 “我杀人偿命”
2005年，王书金在河南荥阳主动交代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早在1995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的“凶手”聂树斌已经被枪毙。
“一案两凶”的纠葛，至此开始。
“摧花狂魔”
在王书金供述曾强奸多名妇女并杀死4人之后，他就被冠以了“摧花狂魔”的称号。
1967年，王书金出生在河北省广平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中。兄弟姐妹颇多，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有些木讷的人。
1982年，14岁的王书金犯下第一起案件，强奸了一名8岁的幼女。因年龄尚小未追究刑事责任，他成了广平县第一个被送往河北唐山少管所的少年。
此后，王书金更是“劣迹斑斑”，连家里人都“难以启齿”。1995年，在犯了最后一起案件之后，王书金就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王书金没上过学，没有文化，只能在窑厂干苦力活。”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向记者描述，王书金1995年潜逃之前，在村里已经通过“换亲”“娶”（并未领结婚证）了一个妻子，并生了孩子。
在1995年10月，王书金所在的南寺郎固村发现一具女尸，而村内的王书金也“不见踪影”，王书金因此也被列为了公安网上在逃通缉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直到2005年1月18日，在河南荥阳索河路派出所，一个自称“王永军”的男子出现。
通过排查，这名自称“王永军”的男子，正是10年前在逃通缉的“王书金”。
而经过对其审讯，王书金供述了自己在老家广平、石家庄等地，共强奸多人，并杀害了4人。其中包括一起“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而这起案件原本早已被石家庄警方侦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