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发布聊城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孙兰雨被“双开”的消息，其中提到，孙兰雨“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转移涉案财产，对抗组织审查”。据记者初步统计，这已是该网站通报的第11起涉及对抗、干扰或妨碍组织审查（调查）的案例。正风反腐高压态势之下，这些顽固分子是如何对抗组织审查的？纪律审查人员又是如何将其各个击破的？
典型案例
●秘密会见串供、转移赃物
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与其妻及部分行贿人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湖北省随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党组成员陈家堂，伪造、隐匿证据，串供、转移赃物，隐瞒事实真相，干扰、妨碍、对抗组织审查。
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新，在群众因经济适用房项目集体上访、市政府开会协调后，要求为其充当“白手套”的董某从书报亭购买多张不记名手机卡，自己也随身携带多部手机，两人要联系的话，先拨响对方手机，但不接听，然后换成“不记名”的手机进行通话，通过秘密会见积极串供。
●订立攻守同盟
甘肃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原书记、副主席吴继德，在组织调查期间，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转移违纪违法所得。
●打击报复举报人
天津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石力，“订立攻守同盟，销毁书证物证，伪造拒贿材料。特别是，利用分管纪检监察工作职权，采取非法手段对被其所‘疑似’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唆使涉案人到纪检机关缠访、闹访”。
订攻守同盟，对抗调查
11起通报案例中，对抗组织审查的“方式方法”主要有编造谎言、订立攻守同盟和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销毁伪造证据材料等，往往以“组合拳”的形式出现。例如，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与其妻及部分行贿人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湖北省随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党组成员陈家堂，在得知组织对其有关问题线索进行调查后，伪造、隐匿证据，串供、转移赃物，隐瞒事实真相，干扰、妨碍、对抗组织审查。
“腐败分子的反调查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对抗组织调查越来越频繁。”江西省纪委一位从事纪律审查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有的在省纪委对其有关问题进行初核时数次找人串供，甚至专门模拟纪委问话；有的在案发前与从事公检法工作的亲属共同研究纪委的办案方法；还有的在听到省纪委要调查他的风声后，四处打探消息、托人说情，当办案人员将其带离办公室时，从办公桌上还发现了写有他自认为会影响办案的人员姓名和电话的字条。
换“不记名”手机秘密串供
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毛建标举例说，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新，在群众因经济适用房项目集体上访、市政府开会协调后，由于担心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要求为其充当“白手套”的董某从书报亭购买多张不记名手机卡，自己也随身携带多部手机，两人要联系的话，先拨响对方手机，但不接听，然后换成“不记名”的手机进行通话。两人碰面地点都选在隐蔽之处，通过秘密会见积极串供，订立攻守同盟。
纠“四风”也常遇到对抗
不同形式的“对抗组织审查”，查处“四风”问题同样时常遇到。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的案例中，就有中国电信集团电渠中心总经理杨青峰违规公款购卡、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违规招标、对抗组织调查问题。通报指出：“在调查期间，杨青峰到处找人说情，多次组织人员订立攻守同盟，编造谎言、连环造假，对抗调查。”
山东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查处“四风”问题时，也常常遇到编造谎言和串供的情况。比如，一名领导干部因违规收受购物卡被纪委“盯”上后，与办公室主任串供，声称将卡交给了办公室主任，由其为“大家”谋福利。而实际上，购物卡早已落入他个人腰包。
有干部主动揽责替领导“分忧”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有的地方领导安排公款送节礼，为了逃避责任，与办公室主任、司机等串供，使纪委“久攻不下”。更有甚者，在县领导因购买和乘坐超标车被纪委调查时，办公室主任主动站出来揽责，替县领导“分忧”……
不过，从案例中不难发现，对抗组织审查的花样再多、形式再新，也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
今年5月，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纪委通报，因套取公款购买购物卡，区农业局三名领导干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中一人还被免职。处分之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两人通过伪造证据、串供、编造谎言来对抗组织审查。
“‘同盟’内部，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并非牢不可破。在与纪律审查对象谈话时，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毛建标说。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