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本能覆盖官员群体”
新京报：调查问卷的设计花费时间长吗？
乔翠霞：从我们有想法到出问卷，大概3周。其中征求了不少研究政治学老师的意见，反复修改了几次。
新京报：在设计问卷时会有哪些考虑？
乔翠霞：首先问题不能太多，不然对方不太理你，也不能太难答、太敏感，一看都是反映负面的东西。还有细化到问卷答案的选项，比如异地任职年限，不同选项时间段怎么划分，各方面都要考虑。
新京报：调查对象的样本是如何选择的？
乔翠霞：还是依赖已有的资源，党校长年有官员进修班，调查样本基本覆盖了党委、政府机关、人大政协、司法、事业单位、企业、高校、部队等部门，涉及副科至正厅各级，多个年龄阶段。
新京报：会有顾虑吗，担心官员不接受这样的问卷调查？
乔翠霞：最后收上来问卷大多是匿名的，很少有官员填写真名，再者问卷中没有特别敏感的提问，唯一比较敏感的是子女海外教育经历、支出等，这一项有的官员就没填。
新京报：设计这一问题是想调查裸官的情况吗？
乔翠霞：跟裸官没关系。出国留学通常花费多，主要是想看子女的教育给官员带来的经济压力。但最后看调查结果，山东省这样的情况比较少。
异地任职易引发官员家庭危机
新京报：你在文章开篇说，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贪污腐化，是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落马干部“双面人生”的真实写照。哪些数据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乔翠霞：中国官员真的挺累的，问卷显示，多数官员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均超过8小时，其中“8小时”为19.74%，“8-10小时”为64.65%，“11-15小时”为14.75%，86%的受访者被要求必须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
新京报：但你所说生活上的贪污腐化，在问卷调查中看不到这样的数据支撑。
乔翠霞：这更多是基于对现象的分析，类似于推理，现在大多落马官员多伴有生活作风问题。但如果问卷中谈这样私密的东西，很难得到真实答案，面谈的话更不会告诉我们。
新京报：这样的双面人生在你身旁有真实的例子吗？
乔翠霞：确实存在，比如一些官员，曾和我们一起到红色教育基地，通过日常相处能看到他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后来看到他出问题，自己就感慨颇多，甚至心理上会接受不了，一直会疑惑，怎么会这样？
新京报：你在调查中也很关注官员异地任职的情况。
乔翠霞：以调研情况看，一半以上有过异地任职的经历，平均异地任职时间为5.5年，75.6%因各种原因曾两地分居，这是引起官员家庭生活危机的原因之一。
新京报：你觉得感情生活的混乱和异地任职有怎样的关系？
乔翠霞：我们知道古代官员异地任职是为防止腐败，但现在因为交通、通讯的发展，防止亲情上的腐败已大打折扣，中国传统社会里有熟人社会的监督，熟人会给他工作、生活一种压力，异地任职反而缺乏这种监督。
新京报：没有异地任职出现腐败的可能性就小吗？
乔翠霞：其实对大多数官员而言，即便没有异地任职，“几乎不着家”的工作节奏和方式，也极易使他们逐渐脱离正常家庭生活轨道，淡化其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这也成为官员情感“溜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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