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秋天，王林大病初愈。从北京某医院回家之后，他摆了二十多桌的答谢席，宴请了社会名流和老街坊们。筵席开始之前，王林走到客人前面，咕咚一下跪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响头。“我王林前60年行事不周，愧对各位亲朋好友，愧对列位街坊四邻。在这里，向大家谢罪了。”

　　据王林好友张辉透露，这场大病“差点要了王林大师的命”，但王林为客人叩首一事，还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在他看来，只有别人给王林磕头的份儿。

　　生病之前的王林，个性张扬恣肆。张辉清楚记得，十年前他第一次拜会王林，因为一点小误会，张辉刚到家便接到王林电话，被他骂了40多分钟。另一位引荐张辉的朋友，也被骂了20多分钟。

　　“但没人和王林大师计较，他就是这种性格，非常豪爽、不拘小节。他在电话中命令我们，第二天上午8点之前到他家赔罪。等我们到了，他什么都忘了，还喊着‘张辉吃饭了没？赶紧过来吃饭’。”张辉还提到一个细节，王林在2003年接下芦溪宾馆之后打算做装修，但发现房子建筑质量出现了问题，墙体已经开裂了。“我们问他，‘那咋办’？他说，‘炸了它’。没两天，新盖起来的五层大楼被夷为平地。”

　　对于自己上山下乡时的同伴们，王林出手阔绰。

　　今年67岁的老周是王林儿时的邻居和好友，他告诉本报记者，王林曾带领他们将近40位知青好友，在杭州玩了一个礼拜，“住宿、路费、吃饭，几十万元的花销，他全包了。”老周现在使用的三星手机，还是当年王林赠送的，“将近40个知青，人手一部。”

　　每到过年过节，部分芦溪县居民和宜丰市居民，会收到来自王林的食用油、猪肉和红包。

　　尽管如此，包括老周等当地人“并不念王林的好”，“他脾气太坏了，张口就是脏话：老子天下第一，信不信我戳死你，信不信我铐了你……”当地甚至还流传着“王林打县长”的轶事：县长为王林的朋友接机时迟到了，吃了王林一记耳光……作为气功大师、香港居民、“萍乡首富”，王林给当地人的感觉是：既熟悉，又神秘。

　　“气功”习自杂耍艺人

　　在王林的圈中好友看来，他61年的人生可拍成一部“好莱坞传奇大片”。但这部“大片”的序幕拉开时，主角的出场相对平淡。

　　王林儿时的住处，在距离他位于人民路上的“王府”只有 1500米左右的“头牌街”街口。

　　这里的居民，依旧对王林再熟悉不过。

　　公开信息显示，王林出生于1952年5月 6日。这一生日的准确性，首先遭到王林“把兄弟”老周的质疑。

　　老周告诉本报记者，王林比自己“岁数要大”，“至少有 68岁”，之所以修改年龄，是因为“他保养得好，而且非常怕死”。

　　少年王林，并未表现出过人的天赋，他留给包括老周等玩伴的最深刻印象，便是顽劣的个性。

　　“皮得很”，老周透露了一个细节：王林仅小学一年级就上了三年，“我们上一年级，他上一年级；我们上了三年级，他还在上一年级。”

　　王林在上完三个一年级之后，便退学了 。离开校园，王林一直在自己的家乡芦溪镇“游手好闲”。

　　距离王林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型农场，来自萍乡煤矿的卡车经常来农场运菜。“王林为了偷菜，专门制作了一根铁耙。铁耙的手柄足有两米长，正好能伸到卡车上。”老周告诉记者，“王林见司机进了驾驶室，启动了大卡车，就开始用铁耙从车上扒菜。追着卡车，边跑边扒，一直扒到追不上为止。”

　　不过，王林那时的个性还算温顺。“我们远处看到王林，就喊：‘王林，过来！’王林乖乖地，一路小跑就过来了。”

　　王林后来宣称，他的“气功”来源于儿时的一场奇遇。

　　在王林出版的《中国人——王林大师写真》一书中，一篇《王林小传》专门描写了他少年学艺的经历。

　　“镇上来了一个可用手指在石头上刻字的道士，手到之处，石屑飞扬，形同雕刻。再用手一抹，字迹便烟消云散”。王林见状，便拜这位道士为师，随他前往峨眉山学艺五年，不仅“心法有成”，还炼成了“内外兼修的太极玄功和武功”。

　　这段不可思议的学艺经历，首先遭到峨眉山武术研究会的否认。

　　在老周的记忆里，王林的“气功”，习自一些来芦溪镇上乞讨的河南、安徽的杂耍艺人。“现在的芦溪县政府驻地原来是一大片空地，在我们十二三岁时，那片空地上来了一群玩杂耍的要饭的。他们白天表演魔术，晚上就三俩成组地分住在我们家。当时，王林的家里也住了两个人。”

　　老周笃定地告诉本报记者，在此之前，王林并不会魔术，但之后，他就学会一些“变烟变酒的小把戏了”，“他以前也承认过，是跟这群人学的”。

　　老周说，自己每看到那篇《王林小传》，就觉得又气又笑，“哪里有什么峨眉山学艺，他在上山下乡之前，一直跟着我们在芦溪耍！”

　　好色的知青

　　1965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席卷芦溪。王林和老周，被下放到宜丰县(现改为益丰市)石花尖垦殖场洪源槽分厂。

　　这里，既是王林“气功神迹”的起点，也为他日后8年多的牢狱之灾埋下了伏笔。

　　来到洪源槽分厂后的王林，并不是一个踏实肯干的好职工。

　　老周记得，每到为水稻插秧时，王林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拣最轻松的活儿干，“他第一个抢到石灰(水稻肥料)，跑到田里，不到中午就撒完了，然后回来睡觉。而我们，则要从早上干到天黑。”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身材矮小、体能单薄的王林，展现出好斗、组织能力强等特点。

　　“我们农场有针对一位刘姓农场干部的‘支刘派’和‘打刘派’。作为‘支刘派’，他组织了一个‘兄弟会’，我们是‘兄弟会’里的拜把兄弟。”老周说，王林作为“支刘派”的首脑之一，斗争时“跳得最高”，但也因此在与“打刘派”的对抗落败之后被“批得最狠”。

　　王林最大的斗争，是与饥饿展开的。

　　“有一次，他偷了农场一户人家的自行车和留声机，两样东西共卖了80多块钱。”老周透露，这笔钱被王林吃喝用尽。盗窃，也成为他日后被判刑的罪名之一。

　　很快，王林到了成婚的年龄，他的“好色”成为其早年的污点。

　　王林新宅的邻居透露，王林在被分派至附近的黄檗村干活时认识了他的前妻——张佛秀。张佛秀是宜丰县人，作为知青下放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