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王云帆
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性立法的更大价值，在于为国家级立法提供一个具体而可操作的执行框架。要完成大气污染防治的任务，立法的细化只是第一步，下一步的执行更重要。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2日经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表决，获高票通过，并将于3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这之前的两次审议中，共进行了111处修改。
在法治时代，科学立法已经成为大气污染防治最有效的利器。早在1987年，中国就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法》。这部国家层级的法律最近一次修订是2000年。尽管14年过去，《大气污染防治法》也面临着再次修订。但它作为上位法，却是《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直接依据。
因此说，《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看点其实并不在“严重污染空气将追究刑责”或“降低PM2.5首次纳入立法”。因为有关刑事责任的具体构成及适用，只能由刑事法律去规定。作为一项地方性法规，它也只能重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即便“条例”不作这样的重申，构成犯罪的一样要依法追究刑责。地方性立法涉及刑责的意义在于，通过构筑严密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使污染大气的犯罪行为能够进入司法程序，而不致被“以罚代刑”，或是“大事化小”。
当然，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性立法的更大价值，在于为国家级立法提供一个具体而可操作的执行框架。虽然《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防治大气污染方面的基本职责，但一方面，法律本身存在过于抽象与原则等薄弱环节；另一方面，由于受地方保护或GDP至上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缺乏严格执行的驱动力。北京试图在这样的制度夹缝中，推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执法必严与违法必究，难能可贵。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若法被束之高阁，不管其价值取向和内在设计多么先进，都不会带来期待的结果。近年来，公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的环境和自身健康日益关注和重视。在雾霾肆虐、极端大气污染事件频发的当下，公众对大气污染的后果有越来越多的切身体验，这恰恰为大气污染防治的地方性立法提供了契机。公众的关注和参与热情，是排除既得利益群体干扰执法的重要依赖。
要完成大气污染防治的任务，立法的细化只是第一步，下一步的执行更重要。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已经明确表示，下半年常委会要对《条例》进行执法检查，依法监督政府执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的情况。以动态的法治视角观察，这种主动督促政府强化执行，努力做到严格管理严惩违法，实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如果把《条例》的通过比作是领到了一张试卷，那么我们将在下半年看到政府交上的第一份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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