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
很多学者喜欢从经济角度解读中国发展道路，将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视为中国崛起的关键节点。但跳出经济学视野，我们会发现，抗战胜利与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不再挨打是崛起的第一步，中国人不再挨饿、GDP成世界第二称得上第二步，以不再挨骂为目的的第三步——文化崛起，中国才刚刚开始。而与西方争夺话语权，正是文化崛起的核心。
当前，西方掌握着现代社会的国际话语权，要想在这种环境中少挨骂、不挨骂，中国确实需要在借鉴西方发展经验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强调中国特色，推动学者针对“西方中心论”、“历史虚无主义”展开研究和批判。不过，要改变西方话语权的强势地位，不能仅在书斋的“阳春白雪”层面，也需要在“下里巴人”的大众文化层面多做工作。
人们生活的世俗化是这些年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遍趋势。对转型社会而言，社会世俗化很必要，但不能没有正确引导。然而，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虽走出革命年代和理想主义年代，但也在资本和权力影响下出现媚俗，人们习惯于解构严肃、讽刺崇高，乐于嘲笑信仰，贬低道德。仅仅从阅读来看，人们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研读荣格、弗洛伊德的著作，转而为热衷于成功学、玄幻小说，从尽可能“附庸风雅”到沉溺于“低俗小说”。大众文化是了解一个国家人群生活状态最直观的镜子，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外媒在理解“土豪”、“大妈”等现象时如何以此嘲讽中国。大众文化自我远离严肃、崇高、信仰、道德，是中国这些年不断挨骂甚至面对西方话语权缺乏底气的原因之一。
30年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可以用五句流行语作为概括。第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人们不是竞争实力而是竞争“底线”，这种社会文化怎能不令人害怕？第二句，“用身体写作”，精英阶层在社会价值构建中抛弃责任，流行文化缺乏自律。第三句，“谁都靠不住”，社会信任度低，人们很容易成为纯粹的“经济动物”。第四句，“不是我变坏是我迫不得已”，这在最近的电视剧《甄嬛传》中表现特别明显。谁人无过，但人人以此为由，社会责任很容易就被侵蚀殆尽。第五句，“只嫁房子不嫁人”。一些房地产商通过捏造“刚性需求”神话，把家庭爱情和中产阶级的积蓄统统淹没，轻而易举就摧毁了中国人家庭的婚恋价值观乃至人生观。
这几句流行语并不足以反映当前国人的全部想法，但足以抵消正统教育的大部分效果。而且，当今大众文化的新成员——网络文化也不乏更为鲜活的庸俗化特征，让青少年把虚拟空间规则与现实空间混淆，个性盲目发展，人际关系更差。
一些知识分子担心青少年会因此“喝狼奶长大”和接受“喂猪式的教育”，这未免杞人忧天，但实际情况确实是庸俗化泛滥。
这不利于我们吸收西方和传统文化精髓，反而易于吸收糟粕，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吸收外来文化与历史遗产的层次和水平，内部越庸俗化，易于接受的就是糟粕而非精华。
中国要从外部挣脱西方话语权的束缚，就必须得在内部的社会大众文化构建上有突出的成绩，先维护住社会文化的底线，然后进一步提高道德水平。文化崛起比军事经济发展更具长远意义，应作为大战略加以实施。▲(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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