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提出“廉政试验区”概念以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始终坚定自己的想法，要更好更快地让一部分地区或部门先廉洁起来。任建明相信，同样的方法也能够有效地推动政治领域的现代化。他一再强调，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9月26日《新民周刊》)。

　　经济改革有经济特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反腐倡廉也要搞“廉政特区”，让一部分地区先廉洁起来。——任建明教授的想法，粗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甚至颇为荒唐可笑。一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廉洁起来”的潜台词很不好；二是，先富带动后富都有些理想主义，更遑论先廉带动后廉了。因此这一说法引来了一片质疑和嘲笑。

　　事实上呢，“让一部分地区先廉洁起来”的潜台词不好听又怎么样，我们应该和中央一样，证实腐败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下决心反腐败，而且不应该只是在力度上治标，更应该在制度上治本。至于“先廉带动后廉”，其实是公众对于“廉政特区”试验价值的一种误解。

　　确实，“廉政特区”和经济特区完全不是一回事，特别是对政府官员而言，后者因为看得见的好处而充满干劲，前者却是典型的自我革命，而且没有激励，难以在短期内看到实效——阿勒泰官员财产公开人走政息，就是典型的例证。

　　我之所以认为“廉政特区”不妨一试，是因为它的价值根本不在于“先廉带动后廉”，而在于测试系统风险同时积累改革经验。谁都会说，腐败为法律所不容，反腐没有什么“特区”可讲，必须全国同时廉洁起来；可做事不是口号，需要做方方面面的现实考虑。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更是如此。

　　“廉政特区”试点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小范围测试根本性的反腐制度改革，来检验系统风险究竟有多大，是否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是会危害社会稳定还是有助于社会和谐？如果那些有代表性的“廉政特区”能够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良好的制度改革，不仅有可能为反腐败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子，而且还会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现实的途径。涉及到官员利益的改革，不是常说“时机不成熟”吗？不试点一下，怎能知道时机是否早已成熟？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官员财产公开也好取消养老金双轨制也罢，公车改革也好灰色收入治理也罢，都不妨在“廉政特区”的试验田里试一试。“实干”永远要比“空谈”好，哪怕只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廉洁起来”，我们也应支持。(湖南 盛翔)

　　(原标题：“廉政特区”貌似可笑，其实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