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房养老说到底，还是难脱觊觎个人资产之嫌。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他要想提高养老水平，大可以卖了房自己租房住，但这是个人的选择，而非政府所要考虑的问题。

这是一个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关注的话题，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报到都市报，从专业的财经类媒体到社会化报纸，这几日的评论版都在讨论这一话题，并且，大部分内容也毫不吝惜地给出了批评之声。这个话题就是：“以房养老”。

即便乐观者，也仍然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论者贾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先是肯定了“以房养老”可实现双赢：房子这一“沉睡的资本”可以就此唤醒；可以为市场化养老产业提供一个很坚实的支点。但问题总比办法多，作者继而提出，要实现这一局面，有众多瓶颈需要解决：“代理机构信用体系不健全、经营管理能力也有限，公众不愿也不敢抵押房屋；房地产市场走向扑朔迷离，使这一政策缺少建立在‘精算’上的基础，让双方心有惴惴。更重要的是，即使能够厘清养老支付的责任边界，在中国文化中，以‘卖房典地’的方式来养老，也会遭遇伦理和心理的双重阻力。”

评论者舒圣祥也是一个谨慎的乐观者。他在《楚天都市报》发表评论称“在公共养老不足的情况下，‘以房养老’无疑是一个有益的补充”。乐观之外，他所担忧的主要在房地产市场上，“如果房价下降了，‘以房养老’会否随着房价泡沫的破裂，也成为一个幻影？”同时，他也提到，目前我们国家实行的70年产权政策，也是实行这一政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是的，当看到“以房养老”这四个字时，许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70年这个数字。与国外其他国家的土地政策不同，中国房主对土地只有70年的使用权——— 如果算上购房之前土地的空置期、建造期，甚至使用时间连70年都不到。冯海宁在为《珠江晚报》撰写评论时就注意到，“银监会负责人就曾表示，由于中国现有的制度房屋产权70年，‘以房养老’难以推行”。道理很简单，等到人已老，房也快到期。在产权即将到期的情况下，房屋的价值又有多大？当然，再考虑到中国目前房屋质量的现状——— 当下许多楼房超过三十年，就已经破落不堪——— 这个问题就更令人悲观了。

无论是官员解释这一政策，还是论者论述这一话题时，都不忘提到，这种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很普遍。这话不假，但又不准确。除了前面提到产权这一最大的区别，以及文化差异外，也必须意识到，西方人“以房养老”，并非是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之一环，而是在完善的社保之外，商业保险的一种补充。而这种补充，也并非毫无风险。

早在2009年，香港著名财经媒体人林行止就曾介绍过这种被西方人称之为“病态物业博彩”(MorbidReal-estateLottery)的方式，直指其中蕴藏很大风险，参与者与赌徒无异：若以买家卖断老人余生，在得到房子的同时，确保直到老人死亡都将提供养老保障，则老人的寿命长短，直接关乎买家的利益所在。而若买家一次性付给老人一笔费用的模式，则老人的寿命长短，直接关乎自己的未来——— 如果长寿，但卖房钱用完，又该如何是好？在大力提倡养老问题时，政府不应刻意对这一风险避而不谈。

所以，如江德斌在为《南方都市报》撰写的评论中所说：“‘以房养老’的适用人群非常有限，且在法律体系和信用机制不成熟的社会，容易引起诸多纠纷，不应过度提倡，以免误导民众。”远在昆明的《云南信息报》也遥相呼应，刊登宁新春的评论《以房养老是私域，完善养老体系才是公权责任》：“国家层面可以提倡以房养老，但绝不可将解决养老问题寄望于公民自己的房子上……以房养老说到底，还是难脱觊觎个人资产之嫌。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他要想提高养老水平，大可以卖了房自己租房住”，但这是个人的选择，而非政府所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社会讨论养老问题久矣。网上曾有人戏谑地整理过政府在养老问题上的一些观念变化，从早期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之后是“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接下来，调子变了，成为“养老不能靠政府”，到了近两年，又变成“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现在则又变成了“卖房来养老“。

这固然是调侃之作，但背后却反映了现实的焦虑。《经济观察报》评论员降蕴彰在《养老金缺口本质是制度缺口》一文中，点出了这种焦虑所在：近些年来，谈到养老问题改革，官员与学者都会提到养老金的缺口正在逐步增大，于是想尽办法弥补养老金缺口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之前热议的延迟退休就是如此。现在的“以房养老”，也是如此。在这篇评论中，降蕴彰把批评的目标指向养老金双轨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可以不缴养老费用，可以安然享受特殊政策的庇护，企业和企业职工却承受沉重的养老缴费，足可见，政府对养老金缺口、养老‘双轨制’的不公，乃至整个社保政策存在的矛盾、问题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现在，政府积极考虑，如何把因“双轨制”带来的问题，再次由普通民众承担，是否合理公平？

答案显而易见。《21世纪经济报道》以社论的形式对现行的解决方法提出了批评称《养老制度改革方案不能头痛医脚》：“在一个本身公平还显不够的社会里，政策制定者努力的方向本是不断朝着公平迈进……真正的解决方案在于并轨，如唐钧所言，中国的情况最起码是七轨，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工人、军人、城市居民、农民、农民工。这个才是养老制度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而且，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房屋等不动产是家族传承的重要形式。在此意义上，房子不只是财产，还是父母留给子女的“家”，是个念想。原本的“家”在父母去世后却成了别人的，子女心理上恐怕接受不了。所以，“以房养老”还很有可能造成父母和子女之间情感上的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