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上海召开了居民用户水价调整听证会。作为与会者，我以前也曾参加价格听证会，并曾旁听过境外的类似会议。通过比较，可以说上海已初步建立起了较为规范、但仍有待完善的现代听证会制度。

　　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凡属降低居民水、电、气、公交等公用事业价格的行为，是不需要召开听证会的，因为没有人的利益受损。然而公用事业的价格上涨则涉及千家万户的经济利益，对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影响有很大差别，广泛听取意见既完全必要，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所以说，听证会的关键问题不是它确有“涨价会”之嫌，而在于听证会是否发挥出了其应有的积极功能，那就是相关企业、行业的代表，应当对社会各界代表提出的问题给予诚实的解疑释惑，以及不同意见能否得到充分的表达。

　　就中国法律赋予价格听证会的使命而言，它无疑很难受到市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欢迎，其原因也是国际性的：没有一种税收是好税收，也没有一种收费是好的收费。人们本能地反对减少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垄断人们对低收入家庭的关切和同情。但问题在于，谁会愿意并且能够经营一个持续亏损的企业呢？没有。那么，要求政府进一步提高对公用事业的财政补贴是个好主意吗？恐怕未必。市场经济制度下比较有害的建议之一，就是不断呼吁政府出钱来掌管更多的事情，殊不知，政府拿出更多的钱，一定意味着政府要向民间取更多的税，而目前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实际取税力度已经不小了。

　　从根本上说，“尽可能市场，万不得已政府”，是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真正好的原则，政府出手的必要性仅在于确保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平等。上海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算是比较高的，但上海的生活成本也比较高。虽然此次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整体的上调幅度不高，但对于早年退休、低收入的家庭来说，这笔开支仍将构成一定的生活成本。

　　对此，市民政局的代表表示，上海将自动调整低保线。人们需要认识到，公用产品的补亏性提价与政府多征税相比，是更节约交易成本的一种做法。而阶梯式水价也不是等额的多消费多付费，而是多消费需要支付更高额的水费，属于累进付费。概而言之，在确保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不至于因价格上调而受到影响的前提下，尽可能让价格反映洁净水资源的稀缺程度，才有利于节约用水。当然，上调水价的大前提是供排水企业真亏损而非假装亏损，所以才需要召开听证会。

　　中国的听证会制度已经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之路。仅在数十年前，听证会的参加者还只能看到一些相关企业信息量微不足道、真实性可疑的成本数据，如今，已可获得由第三方机构提供的相对丰富、具有一定连续可比性的企业成本信息；过去，听证代表的遴选过程模糊不清，如今，每位听证代表的产生过程都公开透明；过去，一些听证代表的发言畏首畏尾，如今，代表们能畅所欲言，表达不同意见；以往听证会上曾出现过的因所提问题过于宽泛和抽象而无人应答的场面，在这次听证会上已不复存在了。

　　另外一个积极的迹象表现为，以往的听证会常出现“一家对万家”的质询格局，如今也因相关行业协会更专业的回答而得到较好的矫正，而且没有出现过粗暴打断别人发言和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情况。从上海这次听证会上的组织和具体过程看，它正显示着向国际水准的接近。

　　所谓“负责任”，其本意是指特定的议题经得起广泛和有质量的质询，听证会正是做这件事情的专门制度平台。相应地，听证会制度从来不能保证对每个问题的解答能令每个人都满意。听证会是一个好制度，好就好在它能为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供一种信息沟通渠道，但听证会制度本身不是决策机制。具体到公用事业价格调整的议题上，更加健全的听证会制度将会迫使企业为其成本的合理性做更充分的解释、更合理的辩护，使其经营成本更加公开透明，减少“不明真相”的事情发生。

　　在本次上海居民水价调整听证会和预备会上，上海的价格主管部门恰当地扮演了裁判者的角色，只要求相关企业和行业代表答复听证代表的质询意见，甚至是很激烈的质询意见。从理论上说，一个规范、有公信力的听证会莫不该如此运行。

　　尽管这次上海市居民用水价格调整听证会是比较规范的，9名消费者代表全部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从众多报名者中产生，包括旁听者。然而，听证会既有的形式对于充分发挥其正能量还是存在一些缺憾和限制，主要是，听证时间设定不够合理。比如，在6月28日的正式会议上，除去对两个主要听证材料的说明用去约40分钟，规定21位正式听证代表每人发言5分钟，这个时间显然偏紧了。

　　我毫不怀疑，中国的听证会正在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令听证会的形式能更好地为内容服务。在未来，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经验将经由此类活动不断得到积累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