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新书《胡锡进论复杂中国》中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认识，“复杂中国”也被认为是环球时报社评的总论点。准确地认识中国、描述中国，是中国前行的必要条件。本报11日特举办专家座谈会，围绕“复杂中国”开展充分的讨论。

　　中国“复杂”在何处

　　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舆论往往是两极的。官方媒体经常会把这个国家说得非常光明，这是一种倾斜；然而在互联网上，舆论又往往把国家说成一团漆黑。现在这样的两极舆论比较严重。我宣扬“复杂中国”针对的就是这一现象。我觉得在对外宣传上，真实的中国应该定位在“复杂中国”上。此外，虽然每个国家都复杂，但是中国比别的国家还是要复杂一些。比如中国现在既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又是世界的落后国家之一；中国发展很快，而现状又比停滞的发达国家差很多。我们没法对中国进行一种比较一致的描述。同时，任何一种描述和认识，如果我们细究起来，又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非常有说服力的依据。当然那是有局限性的一种地域性的现实。

　　所以，现在实事求是看中国有难度，因为事实就非常复杂。我觉得我们看中国不能离开中国的宏观性。当我们从微观看中国时，不能迷失这些微观在中国的方位。希望这样的方法论能在学界成为主流，并帮助舆论厘清中国的各种问题。这很重要。

　　罗援(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们研究一个社会需要有比较稳定的观察角度，即从文化上考察整个社会的底蕴。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复杂中国”，主要是它的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就比较复杂。文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而文化的组成又受历史、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比如我们的历史观，尤其是对近代和现代历史，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就对社会有不同看法。

　　其次是宗教。我们最早是有道教、佛教等各种教派，后来又从境外传来了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社会兼容并蓄，也非常复杂。第三是信仰，有些人信仰共产党、共产主义，但有些人崇尚西方价值观。这就带来了根本上的差别，有些人认为现在我们走这条路就是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但有些人认为应走西方发展道路。四是意识形态，虽然我们说要淡化意识形态，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反而越来越凸显。这些都造成了中国现在的复杂情况。加之，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历史遗留的问题浮上水面，进一步加剧了国情的复杂性。

　　喻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现在形成的“复杂中国”是中国对外开放、海纳百川、广泛包容的结果。而对于社会评论者来说，“复杂中国”主要意味着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无论什么观点，都有人赞同，也都有人反对，甚至是强烈地反对，这就是“复杂中国”在舆论场域中的直观反映。上世纪80年代，代表性的知识人说个什么话，举国附和很正常，但现在没有了。但我个人认为，不必对此遗憾，没有高度共识未必是坏事。各种对立的思想观念相互碰撞，正是新思想、新文化、新文明孕育产生的前提条件。

　　中产阶层的“不高兴”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必须面对非常复杂的现实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一条主线，即中国快速崛起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一方面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得到很多好处，但是他们不高兴、不愉快，而且这个问题正在变得非常严重。一方面，不少中产阶层总是对得到的好处认为是自己努力得来的，而对挫折、失败和不愉快又都认为是社会给他的，或者是别人给的，这个是人心理上的一种常态。他们去跟西方发达国家一对比，发现中国有环境、腐败、子女教育、房地产等诸多问题，于是更加不高兴。中国中产阶层困扰其实跟全世界中产阶层困扰是一样的。

　　现在中国转型如果能成功，我觉得起码在文化、社会上需要以下三个元素。

　　一是有抱负有理性的精英阶层。他们还得有韧性，坚持把道理讲清楚。二是要有一个成熟、有活力的大众文化。中国大众文化成熟的程度比精英阶层强得多，它是中国真正稳定的力量。三是有一个积极，并且有一定想象力、想法、改革愿望和提升自己愿望的主流社会。有这三方面，中产阶层的焦虑心态可以化解了。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本来就是复杂的，而且会越来越复杂。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社会共识的形成机制，没有各种各样的有效渠道把大家不同的意见通过某种充分的交流、整合、互动，来寻找社会最大公约数，这就是现实的问题所在。中国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整个制度状况与利益和意见多样化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形成一个解决问题、把各种利益包容在一起的制度框架。我们现在就是要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把大家包容在一起的制度，即使是针锋相对的意见，也能被合理合法地充分地表达出来形成“中国声音大合唱”的一部分。

　　别让中国倒在复兴门槛边上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我倒觉得可能问题不在于妥协，反而我们恰恰不能抹稀泥。这个世界不缺抹稀泥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在中间抹稀泥，说这个事左边、右边咱们都来一下吧。但实际上中国经常处在自杀的十字路口上，只要经济一低迷，我们就会处在十字路口上。中国是有很强烈的革命冲动，或者说是苏联式的、戈尔巴乔夫式的冲动。这个事情如果不警惕的话，我们可能就倒在所谓复兴的门槛边上了，

　　对我来说，我们几乎就快到了，再熬30年我们真的就复兴了。但要是就这10年、15年倒在复兴门槛边上，我会觉得挺对不起那100多年来奋斗的人。国强民富，就这么简单。在此基础上，你可以简单说自己是专制主义者、政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等。但不管怎么样，简化思想、不抹稀泥是争论的前提，而且是讨论关键性问题的前提。

　　阮宗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我们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有目共睹，谁都不能否认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忘记了硬币的另一面，即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300年发展的道路，在享受300年发展带来的成果和快乐的同时，我们也把过去西方300年所经历的痛苦、挫折和幻灭给压缩到这30年。实际上我们一边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在经历这样一种痉挛，一种社会转型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不能够逾越的。

　　不过，今天我们不能再去强调中国的这种例外性。中国确实非常例外，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例外性。如果我们一味强调或完全把这种例外性无限突出，今天的中国就会显得与世界格格不入。所以向世界传播中国时，我们不能说得太复杂，否则会让人知难而退。这也不利于在国际上传播中国。深入了解复杂中国，但对世界的传播一定要浅出，才能获得最好效果。

　　求真比道德批判难得多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从“复杂中国”视角看中国，有这么几个方法论问题。

　　一是一定要求实，这是知识分子基本的职责。求真比寻求道德批判要难得多。专门拿一个道德杠杆衡量别人，这挺容易的，但它不解决问题。只有求真才解决问题。二是知识界的人还得加强专业学习，但又不要被理论的东西给绑架了。我觉得相当多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被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概念绑架了，今天还没有跳出来。三是要防止极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美国人很欣赏的一种东西，但它是上帝观下的个人主义，它在本质上是有约束的。四是正确认识美国。我现在觉得左右两派都不了解美国，左派觉得美国非常强大，世界上的坏事都是美国干的，而右派把美国想得太好，右派讲的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当然是个很了不起的国家。就算中国以后GDP成为世界第一也要学习美国。要学习它首先就得了解它，了解一个真实、复杂的美国。最后是中国需要社会科学创新。截止到目前，所有社会科学都是西欧、北美人群集体行为和集体心理的总结，用它来反观一个极其复杂的中国是不够的。

　　高波(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未来的五到十年之所以就复杂，一个是因为它是连接政治正能量和腐败特权负能量的相持期；二是因为它是以治标赢得治本的关键期；此外，它又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稳中求进的程序期。未来五到十年应取得三个方面的预期目标。

　　第一个叫“收复失地”，包括党员干部对党的宗旨、纲领和理论发生审美疲劳的思想高地，新媒体、自媒体反腐之声鼎沸的舆论阵地，以及一些被潜规则渗透、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特权领地。第二个叫“修复形象”，修复一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不良形象，以及一些基层党组织不负责任乱作为的不法形象。第三点叫“恢复信心”，包括恢复广大的党员群众对这一届中央反腐败的“拐点式争胜的信心”，通过廉洁发展恢复使大多数人共享改革的红利信心，恢复对绝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能够廉洁自律、干净干事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