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何利权

　　我们怎样才能给像冀中星这样的“绝望者”一个希望的出口，在拯救他们的同时，也拯救自己？当有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渴望得到维护和救济的时候，相关责任部门和职能机构以及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应该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时解决，而不能推脱堵挡。

　　7月20日下午，一名坐着轮椅的残疾男子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突然引爆自制炸弹，造成其本人和一名民警受伤。目前该男子经抢救暂无生命危险，民警轻微伤无大碍。有目击者称，男子在引爆炸弹前曾提醒周围人躲避。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该男子是山东菏泽人，叫冀中星，1979年生，曾在广东打工生活，因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上访多年。

　　无论我们怎样去同情冀中星的遭遇，但当他选择在人员众多的公共场所，以拉响土制炸药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时，就已经触及到法律的底线：这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非理性行为，从法治的角度来讲，理应受到追责和制裁。

　　但是，当我们以法律的名义，大声呼吁举着炸药的冀中星保持冷静、不要以身试法之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同坐在轮椅上的冀中星一样，这呼吁脆弱、无力，甚至让人有些绝望。从2005年在广东东莞受伤致残开始，冀中星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多次上访反映问题，均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生活贫困、债务缠身、病痛折磨，再加上上访无果，这让他失去了最后的理智和冷静。当有人因为正义得不到伸张、权利得不到保护，而怀着“壮士断腕”的悲愤之情去触犯法律之时，再去呼吁法律，总让人有一种很沉重的无力感。

　　回顾这些年的大小新闻，不难发现，冀中星一类的维权方式并不在少数。这类维权方式的过程大概分为四段：遭受不公待遇、通过正规途径申诉无望、报复社会玉石俱焚或者伤害自己得到关注、问题曝光得以解决。以巨大的伤害来完成对公正的诉求，这对于利益诉求者以及可能的无辜受害者而言，是一个难以言说的悲痛；而对整个社会而言，则是一个莫大的耻辱。我们不禁要问：是谁将冀中星们逼进了权利的死角？我们怎么才能给这些“绝望者”一个希望的出口，在拯救他们的同时，也拯救自己？

　　首都机场的这一声爆炸传到广东，当地立即予以重视，向外界表态：立即彻查网传冀中星在东莞遭遇不公正对待而上访一事。冀中星以手中的炸药，终于换来了当地政府的坚决表态。且不论8年前的那天凌晨到底发生了什么，冀中星的残疾到底因何而来，就目前来看，如果当时东莞方面能够把问题解决好，将冀中星妥善安置，让他的生活不至于困顿至此，又哪里会有首都机场的一场爆炸，又怎么会让自己在8年之后又陷入舆论讨伐的尴尬境地？

　　当渴望公平和正义的人身陷绝望之时，无论是公众还是社会管理者，都理应为他们提供一个寻得希望的出口，而不能让他们通过自戕或伤害无辜之人获得关注。也就是说，当有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渴望得到维护和救济的时候，相关责任部门和职能机构以及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应该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时给予解决，而不是一味推脱堵挡。冀中星的遭遇和最后不理智的举动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