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晚婚，一直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这项措施制定之时，将晚婚定义为：男年满25周岁、女年满23周岁。

　　但近年来，社会上晚婚群体的年龄远大于法定晚婚年龄，晚婚引发的问题已经成为不得不考虑的社会问题，由此促发的生育危机、社会养老等问题愈加突出。

　　就在日前，媒体针对“不常回家看望老人属于违法”进行街头采访时，一位老人情绪失控咆哮回复：不回家看我们违什么法？30岁了还不结婚才违法，该判刑！虽然老人的话不可能成真，但其对大男不婚、大女不嫁的反对可见一斑。

　　而更早之前，媒体报道就称，“90后”已经步入晚婚年龄。按照法律规定，这一说法并不错，但现实是，中国城市人口初婚年龄逐年延后。数据显示，2012年南京平均结婚年龄突破30岁大关，达到30.2岁。若按上述老人的说法，他们是否都该判刑？

　　实际上，坚持“不婚”的人毕竟是少数，在大龄未婚人群中，大部分人都在物价、工资、教育等外因影响下，成为“被晚婚”人士。

　　他们中有白领人士，也有打工一族；有资深律师，也有美女博士。2007年开始，他们有了一个正式的称谓：剩男剩女。

　　但正如剩男剩女们所说，房价、物价、教育成本等因素给婚姻带来巨大压力，各种依附于这些因素上的传统观念，让大龄未婚男女们恐惧于那一本“红色小证”。以至于，适龄青年们不得不遵循“先立业后成家”的路线，埋头工作，拼命挣钱。但如果按照网络上频现的“娶老婆”成本图表，初出校门的青年男女，单靠自己，谁又能在30岁之前购得“北上广”的一套房？

　　很现实的问题导致了部分男女更为现实地看重物质，“物质女”“拜金男”竟然也变得理所当然。这其实是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一种价值观的扭曲。

　　同时，随着女性的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独立意识的不断增强和提高，很多女青年也并不单单寄希望于男方来获得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因此选择先事业后成家的女性可能会越来越多，晚婚晚育也随之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这不仅出现在中国，美国、日本等皆然。

　　但在全球化“晚婚潮”的冲击下，如何缓解晚婚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不仅仅需要改变物质与婚姻捆绑的传统观念，更需要全社会来为附加在婚姻上的利益“松绑”，为剩男剩女们“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