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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我曾承诺父亲一定要生儿子(2)

A-A+2014年5月21日10:14新浪娱乐评论

  张艺谋:我自己想回到那种纯粹的创作心态上,其他不多想了,受众、90后、历史,所有东西不多想了,潮流都不多想了,我们就回到自己的感受上。比如这个电影以内敛和克制的方法去讲述这段历史。不是从回避什么或者试探什么,而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故事应该这么讲,这么讲可能是一个提升,美学的提升。这种纯粹的东西并不是要证明给谁看,也不是要做姿态,只是说,这么想去做一个电影,不受干扰。很难!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这边刚一开机,超生事件就出来了,然后无锡市计生委跟我连发十几封函,往三个地方发,广西、我的单位发,家里发―不知道谁把我的家里地址给他们了。很严厉,要我去报到,要我去说明情况,要我去陈述。他们越来越严厉,越来越急迫,有点像十二道金牌似的。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舆论,“寻找张艺谋”等各种各样的舆论。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陈道明屡屡提醒我:导演,你一弄就开会去,一弄就开会去,你不能这样。陈道明那时候很担心,巩俐也很担心,了解我的人都很担心。我知道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完,做稳以后我再去无锡。所以,实际上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觉得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我还好。还好,我觉得还好。

  时代周报:听说你为了交罚款好像卖了一个房子。

  张艺谋: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大家也许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我自己还是承受下来了。所以,我还是排除了所有外在的东西,静下心来,回到我需要的返璞归真的创作心态上,回到那种内敛、节制的方向上去。

  时代周报:我们看过原著会觉得,如果能够把劳改敞开了拍就特别牛,现在我知道有很多不得已,但是大家都抱着很大期望想去了解这段东西,看张艺谋有没有本事把这段东西的质感拍出来,结果完全没有,这有一个非常大的失落?

  张艺谋:我觉得不会。我们可以设想那样一个情景,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文革”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拍,过去历史都可以拍。那么拍到2014年的时候,还会那么拍吗?会不会大家都看腻了?所以我自己说,一方面当然是现状,你必须做选择,大家其实能理解。另一方面,如果彻底放开了,人们看了第一个猛烈抨击旧时代的作品,会觉得勇敢、真猛,这是破冰之作,后头渐渐就没有人看了,年轻人更不看了。所以实际上,如果要拍某一段特殊时期,艺术家一定要寻找新的方法。

  时代周报:其实我感觉你现在留了很多的白,不像你以前的作品全部是满的,很浓烈的。

  张艺谋:对。所以,其实是有意这样做。我不觉得是回避和妥协。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寻找,就是在这一类题材,我如何把严歌苓那么丰厚的、前面那么厚的背景放在这里,一点一滴,对我自己来讲,就是那一箱信,就是那一箱信的质感。还有各种很小的细节。

  80年代文学养育和影响了第五代

  时代周报:那回到80年代的那种纯粹的创作状态了吗?

  张艺谋:我不敢说80年代有非常多的自由。但是,那个时候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被金钱污染。还有全民的那种对知识和外部世界的那种渴求。另外就是全民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操心的都是那种大事儿,(笑)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事儿,群众基础特别可爱。现在没有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

  张艺谋: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经历过大苦难之后的反思和自信,这个过程在中国身上迸发得很强烈。

  时代周报: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在拼命找书。

  张艺谋:对。那时候文学非常丰厚。它是从寻根文学演变过来的一种多姿多彩的东西,是一种力量。所以,实际上我认为是那一时期的文学养育和影响了第五代。

  时代周报:你的80年代是不是你一生当中最灿烂、最辉煌、人性最张扬的时候?

  张艺谋:应该是最投入、最纯粹的一个时代。我1982年毕业,到1989年、1990年,拍《红高粱》这一段时期最纯粹,那个时候特别纯粹。什么都不想,哎呀,电影之至高无上,艺术至高无上,你可以去演一演《老井》,去一个村子里住两个月,你可以让自己饿好几天,你可以为电影做任何事情,就是所谓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很可爱!我自己是这样,我看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未来要从票房弄潮儿中产生大师

  时代周报:后来为什么会变?

  张艺谋:时代变了,节奏变了,信息多了,多元化了。多元化之后接着是商品化。时代变了。

  时代周报:你后不后悔前面十年跟张伟平合作?

  张艺谋: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时代周报:会不会有人说,张艺谋这么大名气了,比如吴天明他会引导一代电影往前走,但是张艺谋有一句话叫做“孩子没有像父亲一样负起责任”,是不是第五代的导演他们其实没有把自己当成父亲的角色,而是各奔了东西?

  张艺谋:时代不同了,现在很难再有人当教父了。

  时代周报: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电影市场呢?

  张艺谋:我这么看中国电影。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我们没有商业电影的强大的创作力量、年轻导演。我们肯定这些东西、这些座位都是给好莱坞留的。到了00后的观众,会培养起一批好莱坞的年轻观众。这个口味就只吃好莱坞,别的不再吃了。在台湾和香港就是例子。所以,我自己不是年轻导演,但我也愿意跟上,去学习拍商业电影,而且要拍好,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未来一定要从票房的弄潮儿中产生大师级的人,否则这个市场就被好莱坞拿走了。第二就是回到价值观上。其实这么多年,我的价值观并没有改变,还有一些客观原因,我也没办法解释。只是因为我的作品没有拍好,有时候是在学习,也有自己迷失的地方。但我个人没有变过。

  时代周报:我认为你是被某些人绑架了。

  张艺谋:也许。所以,无法去解释。今天拍《归来》其实对我来说,根本就是过去的我拍了一个心仪的电影。不是我突然变了姿态,不是我突然浪子回头了。

  “我是个接地气的人”

  时代周报:大家都觉得你应该是那种事业型的男人。其实生活里,衣服你也会自己去挑,也会喜欢好看的表。

  张艺谋:对。是这样的。以前是秘密,现在不是秘密了,可能跟我太太有关,因为她是80后,再加上有三个孩子。你看,这个秘密隐藏了很多年。其实大家都走入了误区,以为我是神坛上坐在那儿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但你看,“哦,原来他有这么一套,他其实有一个家庭”。

  时代周报:你有很丰富的后花园。

  张艺谋:他实际上是一个家庭,实际上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少。所以我不是一个打坐的人,我其实是挺接地气的。

  时代周报:家庭生活给了你最大的营养?

  张艺谋:最早是因为我父亲,1997年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的床前,他最后有个遗愿,就是希望有一个男孩,我就答应了他。我记得我说得很轻松的。我父亲说希望我有一个男孩,因为他认为我有出息,我说没有问题。那时候跟我父亲说的话是有老天爷作证的,不能食言的。他说那你找谁生啊。我说,有的是,你放心。我就谈得很庸俗,我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也不缺钱,没问题,能找到。

  后来我老爸觉得可行,他说,那你要生的是个女孩呢。我说再生啊。他说,那国家不允许啊,独生子女啊。我说我在外国生啊。我说完了,我爸就非常放心,他说我就可以瞑目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是很清醒的,他是肺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所以立即就有了这样一个家庭。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都没有大家想像的那种超凡脱俗的艺术家的情怀,我们不是那样的,生活不是那样的。

  时代周报: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你是严父吗?

  张艺谋:是普通家庭。我父亲是严父,所以我一直很惧怕他。你想,我都大学毕业多少年了,给家里打电话,跟我父亲,我们俩就没话。我不会,但我又不太善于跟孩子交流。现在孩子还是跟他妈妈照顾。但我从来不板脸。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父亲的角色?

  张艺谋:我觉得我不是个好父亲。所以,陈道明那句话说的是我的心里话,因为首先这是种东躲西藏的生活。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要选择东躲西藏的生活?

  张艺谋:我不想把孩子生在国外。这是我的心里话。

  时代周报:大家都觉得你可以移民。

  张艺谋:对,当然,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也可以去香港生。只是我不想这样做。当年没有其他想法,就是不想。我没有假装爱国,没有上升到那个高度。我就是不想那样。你看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其实对小孩的影响已经很大了。这些问题孩子都知道,同学们都知道,所以全国人民声讨我超生的时候,他们同学也会说,老师也有,所以孩子回来会问。

  时代周报:会问你吗?

  张艺谋:不是,问他妈妈。比如现在,你出去以后,老百姓拿手机冲上来跟你拍,小孩都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会问他妈妈。他妈妈经常会解释,或者我经常给孩子解释一些轻描淡写的东西,但这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尽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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