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教授为杜诗做注逾36年 680万字向杜甫致敬_新浪山东教育

山大教授为杜诗做注逾36年 680万字向杜甫致敬

A^-A⁺2014年7月17日10:09中国青年报评论

　　74岁的张忠纲，用36年等来了这套书——《杜甫全集校注》，12册，680万字。

　　恰在他出生那年，将杜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史学家洪业，提出“今尚宜有杜诗校注一书”的愿望。

　　然而当代“注杜”一直还是一块令人羞赧的空白。年代最近的注杜本是清代乾隆年间的《杜诗镜铨》，距今隔着200多个年头。

　　遗憾绵延。著名的杜诗专家萧涤非闭眼离世之前，也没等到他主持编写十余年的《杜甫全集校注》付梓。

　　2012年，杜甫诞辰1300周年时，人们用研讨、吟诗、旅行甚至“恶搞”等方式来缅怀这位诗圣。唯独“缺席”的纪念方式，是那部尚未问世的当代全注本。

　　2014年4月，《杜甫全集校注》出版。对此书编写者之一张忠纲来说，完成此愿，“对得起伟大诗人杜甫，对得起先师，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个交代”。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在张忠纲济南家中，面对一本本紧挨着摆放在客厅圆桌上的这套书，眼泪沿着他脸颊蹙起的皱纹，又滑过衰老留下的暗黄色老年斑，淌了下来。

　　他颓然地念起杜甫《赠卫八处士》里的两句诗，“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这首诗作于公元759年春天，遭遇贬官的杜甫和朋友卫八重逢。这对老友互相询问亲朋故旧的下落，却发现竟有一半已不在人间了，彼此都忍不住失声惊呼。

　　如今，这两句诗收录在这部刚出版不久的《杜甫全集校注》中，映照着后世者的心事。

　　装帧精致的白色书皮上印着编写者的名字：主编萧涤非，副主编廖仲安、张忠纲、郑庆笃、焦裕银、李华。应了那句悲叹交加的“访旧半为鬼”，萧涤非、焦裕银和李华已不在人世，而健在的三位都已是迟暮之年。

　　新书发布仪式那天，有幸亲眼看到这部书面世的老作者们合了张影。镜头中，年近90岁的廖仲安满头白发，两鬓斑白的郑庆笃年过八旬，74岁的张忠纲前额发际线如同时光的潮水一般，深深地向后退去。

　　而在一张发黄的老照片里，那是30年前，他们意气风发地站在杜甫诞生的窑洞前，身边还有不少知名古典文学专家，比如殷孟伦、王利器和舒芜，以及至今仍在用英语讲授中国古典诗词的叶嘉莹。

　　一位脖子上搭着黑色围巾的老学者，拄着拐棍站在人群边上，脸上流露着一种从容而笃定的神情——他就是萧涤非。

　　1984年，在杜甫故里河南巩县召开了《杜甫全集校注》样稿审定会。再往前追溯，这个古籍整理项目酝酿于1976年。当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制定了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大作家集”的规划。在这个颇具雄心的规划中，确定下来的大作家集共有15种，杜甫集是其中之一。

　　对于承担杜甫集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说，约请山东大学教授萧涤非担任主编是最恰当的选择。他是国内著名的杜诗研究专家。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位置的山东大学，他和冯沅君、陆侃如、高亨一起被称为“中文系四大台柱子”。

　　学术生涯和杜甫紧密关联的萧涤非，在人生步入黄昏的时候，迎来了为杜甫诗文做校注的辉煌时刻。

　　为“诗圣”做注，意义不言而喻。诗人、学者闻一多赞誉杜甫是中国“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萧涤非踌躇满志。在一篇谈论《我是怎样研究起杜甫的》文章中，他引用了杜甫晚年写过一首《南征》里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这大概是杜甫落寞内心的自白。在那个诗歌的全盛时代，杜甫不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诗人。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无论识与不识，几乎没有人提到过他的诗。他死后一段时间里，文集只流行于江汉之间，甚至江东一带还不知道他。

　　紧接着杜甫在一千多年前的那句感叹，萧涤非写道：“我们能不能成为杜甫的‘知音’？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

　　你想说的，老杜已先代你说了，读他的诗，就像自己的诗一样

　　在儿子萧光乾的记忆中，父亲萧涤非晚年最记挂的事，就是完成这部落在他肩头上的《杜甫全集校注》。

　　今年6月的一天晚上，在父亲住过的那幢灰色砖楼里，萧光乾轻扯了一下垂落在天花板下的灯线。在亮起来的暗黄色灯光中，屋里的陈设以及埋藏于其中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

　　1978年初，在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委托后，72岁的萧涤非感觉到时不待人。他召集在北京师范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的廖仲安，又从山东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抽调张忠纲、郑庆笃和焦裕银等几个年轻学者，组建起杜甫全集校注小组。

　　在这间整面墙几乎被书覆盖的书房里，萧涤非几次和“杜甫组”的年轻学者谈话，跟他们讲述自己治杜的经历和体会。

　　萧涤非真正爱上杜诗，并从感情上发生共鸣，是从抗战时开始的。那时的他亲身尝到了“国破家亡的滋味”。流亡到西南联大以后，这位堂堂的教授也不能养饱一家人。令这位战乱中的父亲特别伤心的是，因为经济窘迫，他甚至决计等妻子腹中的孩子出生后送人。后来，妻子过度劳累而早产，婴儿出生3天就夭折了。

　　这样眼睁睁看着骨肉离散的悲恸，杜甫曾用诗句替世人表达。杜甫从长安去看望寄居在奉先的妻儿，一进家门就听到一片号啕的哭声，原来是他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后来，就有了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的切肤之痛。

　　不仅是家破人亡，山河也破碎。安史之乱爆发后，开元全盛“稻米流脂粟米白”的景象毁灭于兵荒马乱之中。沦陷在长安的杜甫伤感地写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他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在从新安逃到潼关的路上，他写下了著名的“三吏”和“三别”。

　　出自诗人笔下的沉郁诗句，历经千年的流传后，仍然会直扣人心。有一次，萧涤非和学生们在昆明街头遇见一些面黄肌瘦的国军士兵，大家纷纷说起家乡处处抓壮丁的灾祸。萧涤非当时脱口而出：“你们都读过杜甫的《新安吏》吗？‘肥儿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念诗的声音，越来越激动。

　　“所以，是生活使我接近了杜甫，产生了研究杜甫的念头。在当时那种恶劣的环境下，读杜甫的诗确是一种安慰。”萧涤非在文章里展露自己的心迹。

　　这或许并不是巧合。千百年来，不少身处困厄的名人志士，都会去老杜那里寻找安慰。南宋忠杰之士文天祥被囚禁在燕京狱中时，陪伴他的就是杜诗。他对杜诗信手拈来，将诗句从原诗里抽出，重新组合成诗，留下了二百首《集杜诗》。

　　“就像文天祥说的，你想说的，老杜已先代你说了，读他的诗，就像自己的诗一样，而忘其为老杜诗了。”萧涤非曾经感叹道。

　　1942年，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洪业被日军关进监狱。困在深牢大狱中，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讨要一套杜诗来钻研。

　　而在日本，杜甫没有留过足迹的地方，有一个江户时代的著名诗人松尾芭蕉。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的头陀袋里面，放着一部杜诗。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莫砺锋曾经听很多位前辈说过，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很多流亡到重庆和成都的教授，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吟诵起一首诗，就是杜甫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世上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为杜甫卖命

　　为杜诗做注是一个庞大而繁琐的工程。

　　自感“未见有知音”的杜甫，到了北宋时期，成为一个“热门”的大诗人。他的诗被爱好者广泛收罗和编辑，甚至达到一个注杜诗的高潮，有了文学史上“千家注杜”的罕见奇观。

　　流传后世的杜诗资料浩如烟海。宋人认为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处”，特别用心去解释杜诗中的典故，有关讨论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巨细无遗”。

　　在监狱里还想着钻研杜诗的洪业，出狱后憋足劲儿写出一本杜甫传。此外，他还有一个宏大的构想，那就是出一部杜诗校注。他曾说：“有《杜诗校注》一书如此，庶可以上对古人、下诏来学，丝毫无遗憾矣。”

　　遗憾的是，洪业并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个构想，他只是洋洋洒洒地写出杜诗校注的“内容框架”。

　　留给后人的担子很重。光是收集和阅读各种杜集研究资料，校注组就花去了6年时间。他们穷尽可能地收集有关杜甫的古籍版本。北京、上海、南京等十多个省市和许多大学的图书馆，都被他们不止一次地光顾过。

　　张忠纲回忆，当年他们几个年轻气盛的大学教师，经常不得不“求人走后门”。他们好不容易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发现一个海内孤本，但图书馆不准外借和看原书，只能看显微胶卷。他们只好求人翻拍出来，又找到新华社的熟人，用刚从日本进口的设备放大出来再看。

　　一张边缘破烂的发黄书单至今还存放在山东大学。用浆糊黏起来的白纸上印着不同版本的书名，每本书还被编上了序号，一共排了200个号。注杜的人就依照这个顺序找书目，一本本地对比各个杜诗集版本，找到诗句里的“异文”，这就是“校”；再筛选、集纳前人的注释和评论，也就是所谓的“注释”和“集评”。

　　电子时代还没到来之前，摘录资料和写稿，只能靠最原始的手书。他们先将资料抄写在卡片上，再在专门印制的单页500字的田字格稿纸上“爬格子”。

　　从打草稿到誊抄定稿，作者们要一笔一画地爬三四遍“格子”。当年，张忠纲握着英雄牌钢笔，用正楷恭恭敬敬地将一页又一页田字格填满。如今，堆起来有一臂高的手稿和装满了抽屉的黄色卡片，以及满屋子的唐诗宋文，一起躺在张忠纲的书房里。田字格里的蓝黑色墨迹，至今还没有褪色。

　　萧涤非经常跟注杜的几位年轻学者说：“尽管工作很艰苦，但苦中有乐，苦尽甘来，苦也就是甘了。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股寝食俱废的傻劲儿。”

　　有时，他还自我安慰道：“说来也有点怪，世上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为杜甫卖命。”

　　古往今来，确有许多心甘情愿为一个落魄诗人卖命的人。明末清初的王嗣奭，从43岁开始研究杜诗，一直钻研到80岁。有天夜里他躺在床上睡觉，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对《新安吏》的新解，恨不得从床上跳起来，高兴得像个孩子。正如他诗里自白的那样，“忆昔攻诗梦少陵”。

　　就连跟杜甫国籍不同的人也愿意为他劳心费力。在朝鲜，早在李朝世宗二十五年(1443年)，最高统治者动员当时最优秀的学者，花了40年时间来翻译杜诗，直到世宗死了、新主又继位，终于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杜诗译本。

　　萧光乾回忆说，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注杜事业已经到了“痴”的程度。有一年春节，山东省委领导来家里给萧涤非拜年，他不说客套话，反而“不合时宜”地跟领导们提“《杜甫全集校注》的审稿费”。学校开大会时，他在主席台上，再次“不合时宜”地找校领导“要人、要经费”。

　　1978年春节，担纲《杜甫全集校注》主编后不久，心怀壮志的萧涤非写了一首《满江红·心声》。词的最后一句是：“誓将心血付‘村夫’，杜陵集。”

　　这个“村夫”，就是自嘲为村夫野老的杜甫。

　　注杜之艰难曲折，犹如老杜艰苦备尝之经历

　　“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在儿子为他写的传略末尾，萧涤非添上了这句话。

　　时隔20多年，萧光乾领会父亲当年的意思，“不足的就是那部迟迟没能完成的《杜甫全集校注》”。

　　1991年，85岁高龄的萧涤非住进医院。张忠纲记得，躺在病床上的萧涤非还在不停地审阅校注的样稿。

　　没能熬过那年春天，萧涤非就去世了。在失去学术领袖之后，这个意义重大的集体性学术项目，在长达18年里，几乎陷于停滞。

　　直到进入新世纪，写好的手稿沉沉地压在箱底，没完成的那部分，命运仍然难以预知。

　　无法回避的是，向伟大诗人致敬的校注工程，无法逃开现实生活里的纷繁干扰。其中的主要纷扰是人事纠纷。校注小组的成员似乎不容易齐心协力完成未竟的事业。

　　在《杜甫全集校注》的书评中，谈及这部书历经的波折，唐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有感而发：“我也经历过学术合作的风雨，知道领导与出版方的支持、主事者的大度、合作者的互敬，对完成大项目缺一不可。”

　　事实上，30多年前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制定的“古代大作家集”，将近半数的命运也不济，至今没有问世。这个试图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出版计划，包括屈原、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汤显祖、龚自珍15位最负盛名的大作家。

　　作为《杜甫全集校注》责编之一，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十多年的胡文骏说：“感觉现在做学术不像过去那么‘融进’。一所学校承担某个项目做起来可能更顺利，而牵涉到几个学校，麻烦会多。”

　　1984年召开的那次《杜甫全集校注》样稿审定会上，为了一个名利不会落在自己身上的学术项目，学界最优秀的古典文学专家坐在一起各抒己见，“而现在大家似乎更愿意闭门造车”。

　　中年加入注杜小组的张忠纲，进入晚年却在为这部书的“泥入大海”而忧虑。他时常跟人感叹：“注诗难，注杜尤难。注杜之艰难曲折，犹如老杜艰苦备尝之经历。”

　　1200多年前，杜甫的命运就像这部后人向他致敬的书一样，颇多艰难和坎坷。曾有人评价，“杜甫是中国知识分子受难的代表。”

　　杜甫出生在一个有传统的官僚家庭，但是家族声势逐渐衰落。他一生充满政治热情，仕途却不太顺利，只做过左拾遗和成都尹之类的芝麻官。为了“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他始终不渝地接近权力，还向皇帝献过诗，但没得到过重视。

　　他上书营救好朋友房琯，触怒唐肃宗，被皇帝从政治中心长安驱赶出去。因为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身体在疲于应对幕僚攻击中难以维持，他只好终结短暂的幕僚生活。

　　他遭遇了剧烈变动的时局，王朝由盛转衰。他的半生在流亡中度过，“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填饱肚子都是件难事。他有时写信求朋友接济，或者卖药来维持衣食。穷到极致时，他捡山谷的橡栗充饥，大冬天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单衣，冻得直咳嗽，连渔夫们都觉得这个诗人比他们还可怜。

　　后来，他住在一叶小舟上。从秋到冬，在湘江上飘荡。公元770年，杜甫在舟上死去，终年59岁。关于他的死因，说法有很多。一种最荒诞的说法是，他饿了很多天，终于得到一位县令送来的白酒牛肉，在痛饮饱食之后，一晚上便死去了。

　　为杜甫写过传记的著名诗人冯至说过：“他的一生是个不可避免的悲剧。”

　　所幸的是，起始于1978年的《杜甫全集校注》，虽然“艰苦备尝”，但最终没有以“烂尾”而悲剧收场。

　　如同一颗明珠从泥潭里被打捞出来，山东大学于2009年重新启动“杜甫全集校注”项目。2012年，这部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在山东大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协调下，困顿将近20年的杜甫全集校注小组重新开工了。

　　杜甫的影响绝非局限于诗国，更深的意义是对民族性格的潜移默化

　　蒙着灰尘的底稿从箱底里翻了出来，项目蹒珊地迈开步子。而校注小组最初的成员，将近一半去世，健在的也已经老了。

　　几经权衡之后，张忠纲成为《杜甫全集校注》的终审统稿人。在几位老成员中，他属年纪较轻的一位。自从进入注杜小组后，他埋头研究杜甫，勤恳地为老杜“卖命”30多年。

　　4个年轻的博士生充实了注杜的团队。承担两卷文稿的王培增已经去世，学生宋开玉替他增补完善。还有未完成的六卷，就由赵睿才、綦微和孙维3个博士生来补做。

　　就像萧涤非当年嘱咐自己一样，张忠纲时常耳提面命地跟这些年轻学者说，“注杜诗是坐冷板凳的事情”。他还喜欢用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著和学生共勉。

　　一个夏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去拜访张忠纲。一进门，他看见“老头穿着个背心裤衩，一个人在那儿干活，桌上堆满纸条”，“真是挺令人感动”。

　　张忠纲偶尔会感叹，自己“除了研究杜甫，可以说是身无长物”。他说，年纪越大，越热爱杜甫。

　　落魄潦倒的杜甫恐怕难以想象，在他去世后的一千多年里，他和他的诗歌，会如此备受推崇和热爱。

　　到了宋代，他的诗歌在庙堂和江湖之间流传，而他本人也成为士大夫顶礼膜拜的楷模。王安石和黄庭坚在他的画像前面感动涕流，理学家朱熹将他和诸葛亮、颜真卿、韩愈和范仲淹并称为“五君子”。

　　一个艰难困苦但又心怀天下的儒者形象在后人心里牢牢地树立起来。杜甫忠君爱国，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孟子笔下的“威武不能屈”。安史之乱后，叛军占领长安，众多的唐朝大官投降做了伪官，当时的宰相陈希烈和大诗人王维都屈膝了，惟独杜甫没有就范。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从牢中逃了出来。

　　杜甫的气节在后人身上赓续。南宋名将宗泽因受投降派掣肘而忧愤成疾，他在临终前长吟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那个做梦都在读杜诗的王嗣奭，明亡后拒不降清，抱着杜集感叹：“吾以此为薇，不为饿也。”

　　儒家所推崇的仁爱精神，在杜甫身上也有完满体现。他懂得推己及人，有一次在八月，秋风怒号，把他草堂上的三重茅草都卷走了，茅草有的挂在林梢，有的沉入塘坳；黄昏时风定了，乌云又聚集起来，雨不住地下了一夜，屋里漏得没有一块干土。他从自己的困窘想到流离失所的人们，在无眠的夜里唱起《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莫砺锋写过一本《杜甫评传》。他还在电视节目上讲杜甫，试图向大众普及“杜甫的文化意义”。在他看来，“杜甫的影响绝非局限于诗国，也绝非局限于文学范围，而是广泛地进入了中国民族文化形态的各个领域，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而杜甫文化意义更深层次的体现是无形的，那就是对民族性格的潜移默化”。

　　这个民族的性格是多重的。“杜甫坚定踏实的人生态度、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些素质正是中华民族性格中最光辉的部分。”莫砺锋这样分析，“虽说这种民族性格的陶铸不是少数个人的功劳，但杜甫的影响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杜甫的影响甚至超越国界，延伸至儒家文化圈以外的精神世界。美国现代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对杜甫满怀深情。他认为杜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性诗人，在某些方面比莎士比亚和荷马更优秀，至少是更自然、更亲切”。

　　“杜甫所关心的是人的坚信、爱、宽宏大量、沉重和同情，唯有这些品格才能拯救世界。”在西方的文化体系中，杜甫的精神被这样阐释。

　　日本有一个研究杜诗的专家吉川幸次郎，平生的一个心愿是到杜甫故里去“朝拜”。他专门用白布做了一件长袍，准备穿着这身庄重的衣服来行礼。可惜那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他到了郑州以后，在那里停留了好多天，没能抵达巩县。最后，直到去世，他也没能踏上杜甫的故乡。

　　1300年后的今天，我们该怎样纪念杜甫

　　2012年，杜甫诞辰1300周年时，注杜的项目并没有引来特别的关注，杜甫学术研讨会也并非新闻热点，反倒是“杜甫很忙”的涂鸦图片在互联网上像病毒一样传播。

　　人们发现，高中语文课本插图中那个骨瘦嶙峋的杜甫一时间铺满电脑屏幕，他一会儿扛着机枪，一会儿骑着摩托，一副“很忙”的样子。

　　在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意外地多了一个讨论的话题，“‘杜甫很忙’究竟是不是网络策划？涂鸦的走红到底是怎样的文化形态？”

　　当时，还有媒体评论发问：“若无涂鸦，谁还记得杜甫诞辰1300周年？”

　　这些问题让象牙塔里的杜甫研究者綦微很困惑。她扎在故纸堆里，花了3年时间完成《杜甫全集校注》中的两卷，“感觉白头发呼呼地往外冒”。作为学者，她毕恭毕敬地对待杜甫。但是，令她愤懑的是，“有些人对杜甫、对传统文化是一种戏谑的态度”。她也有些忧虑，“普通大众似乎和优秀传统文化有些疏离”。

　　在杜甫“忙碌”起来的同时，几家都市报联合起来“拉起一面旗，郑重地，纪念杜甫”，共同征集“杜甫诞辰1300周年纪念方式”。一时间，近万名网友讨论起“1300年后的今天，我们该怎么纪念杜甫”。

　　一篇论坛帖子里，作者用有些煽情的笔调写道：“纪念杜甫，是对一个诗人的追思。抚今追昔，1300年，多少人、多少事、多少史诗穿越，但有些情感、有些情怀，今人与故人又有几多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