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师范大学，有这样一位学者，他毕业于中文系，却致力于音乐史的研究，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之上，以丰裕的探索精神跨越时间、空间的壁垒，是一个“在写作上既不愿意重复别人也不喜欢重复自己”、让历史事实说话的人。
他，就是刘再生。
刘再生，1937年生，江苏武进人，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195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1980年起执教并研究中国音乐史，曾任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
在治学上，刘再生重视交叉学科的研究，侧重于扩大读者接受层面的研究思路，强调一门学科的建设必须建立在广泛吸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而构成高水平的起点。他长年辛勤笔耕，著有《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中外名曲欣赏》、《中国音乐通史简编》等，并发表论文一百余篇。曾获国家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等奖励。此外，在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刘再生熔近多年来音乐史界的最新研究于一炉，运用多种边缘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在多学科互相参照论证中形成许多新的观点，在所作的音乐史学研究和音乐评论工作中，折射出中国音乐学发展的鲜明时代缩影。
新浪山东《山师学者》栏目走进山东师范大学，独家对话“史论两域 享誉乐界”的刘再生先生，一同领略这位学者的别样风采。
新浪山东：1957年，您自山东师范大学（时称山东师范学院）毕业，您与这所学校已经有了超过一个甲子的情缘。在这些时光中，有没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刘再生：今年我80了。我1957年从山师毕业，到现在整整60年。回想自己在山师度过的时光，我觉得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个阶段。因为大学给人一种影响，是人生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无论对世界观，人生观，治学的一种道路、方法，以及以后所能取得的成就，它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以前的学者说过，大学者，非大楼是也，大师是也。我们在当学生的阶段，始终是，现在满脑子的印象，要是回忆那时候的，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回忆中的印象都是老师和同学，也就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我印象在山师上学，那时候师资质量是相当高的。我当时读的是中文，中文系的主任是严薇青，他教我们现代汉语，林乐腾老师那时还是他的助教。心理学老师是章彦，全国非常著名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和学者。上学时历史课的老师是安作璋先生，现在还健在，历史系的教授。他们给予我的知识，在我的一生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学校当时的教务长王大同，能够叫出学校里头几乎所有学生的名字，这点我非常钦佩。一个教务长，工作所承担的教务行政工作已经够多了，但是他对学生的接触能够细化到不同系的学生，而且见面以后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这种人性化的教育，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五十年代，这种影响，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就觉得这种教育的伟大，教育事业的伟大。它对于塑造未来的、为国家培养栋梁型的人才，起到了非常关键作用。我的小学是在上海读的，初中是在我老家，就是武进雪堰桥中学，当时叫道南中学，高中是在苏州读的，是非常有名的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袁伟民，就是当时的女排教练，就是那里毕业的，大学就到了山东，当时叫山东师范学院。我是学的中文系的专科，回想起来那时候无论是物质生活或者是精神生活，这两个方面在我的大学阶段都是非常充实的。那个时候也正是咱们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经济的发展相当迅速，学生的生活好到你们不可想象。每个月大概是八块钱的伙食费，每天中午晚上吃的饭菜，十个人一桌，进去就坐下，大对虾、鱼、肉齐全的，都是大盘子。吃的米饭，是鸡蛋炒米饭，一半鸡蛋一半米饭，放在那个大簸箩里头，随便吃。所以我这个大学生活，感觉一个是得到很多名师的教育和指点，第二是学校领导当时的校长是余修，余修本人就是非常有才华的，所以在山师这一个大学阶段，给我的一个现在所从事的专业打下了一个非常夯实的基础。当然你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我读的中文，为什么跨界，跨到音乐方面来了，而且是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这一个领域。我觉得咱们师范类的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通才式的教育。尽管也分专业，像是现在的文学院，数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等等，但是它还是比较注重这种知识的全面性、丰富性、普遍性，这种通才式的教育我觉得对我以后的成长和事业上所取得的成绩有相当大的作用。那么当时我在山师读的时候，文化楼有了，文化楼两边的教学一楼教学二楼都有。但是南边的那些楼没有，宿舍有，这五排房那时候就有。当时山师的范围相当大。包括现在的，就是艺术学院南面这整个一片都是山师的，东面这一片都是。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读大学期间对于身心健康的发展，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一种幸福感。这是一种时代给予我们的条件，所以一想到母校，这个母校给我的恐怕对任何一个学生来说都是终生难忘的。那么我到1979年底，调回山东师范大学，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离开山师大。那么我们这一行业，有很多人跳槽，就是离开山师，但是我始终坚守在我的母校工作，其中很重要一点原因，是我对母校的感情，我要用我现在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和在全国的影响来回报我的母校。
新浪山东：您大学期间在中文系就读，现为音乐系教授，是什么促成了您在这两个学科的跨越呢？请您谈一谈您的学术成长之路。
刘再生：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都问过我。就是我大学学的是中文，等到了43岁的时候，也就是1980年到了山师以后，从事了中国音乐史的教学研究而且还取得了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学术成就和高度，这件事对我来说好像也是一种学术命运的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因果关系，那么也就是说我大学在山师读的是中文系，学好本国的语文，我觉得对任何一个学科的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一种思维能力、一种表述能力、一种学术事业视野，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当然之中学科之间的跨越，一般来说难度是比较大的，对我现在这个专业来说，我是半路出家，因为已经到了中年时代，43岁的时候，才开始转行，那么回想起来之所以能够转行，能够跨越专业，那么这和我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我在毕业前，因为我业余爱好是演奏二胡，我上大学的时候对于音乐的痴迷程度，这种痴迷程度从高中就开始了，到了山师以后还是延续下来的。晚上晚自习以后，教室都没人了，我就在教室里头自己拉二胡。上课的时候，课桌边上也是挂着二胡，课间休息的时候也是拉上一段，当时非常痴迷。毕业的时候呢，当时1957年，我上海的高中同学，他的一家在音乐界都很出名，项祖英二胡演奏家后来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二胡教授，他的弟弟项祖华是杨琴教授，他们的弟弟项祖轩就是我的高中同学。所以我在山师读大学的时候，专业是中文，业余爱好是音乐。中文专业学的也是不错，我记得有一年是全班各科成绩考的最好的。在二胡演奏方面，有一次就是项祖华先生，我假期去他家里玩的时候，他就听我拉二胡，他说，他就和他哥哥项祖英说，再生这个水平完全可以考上上海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这是到现在还是咱们国家的几个大的高水平的民族乐团之一，所以当时我就去考了，考了以后被录取，就是可以进入上海民（族）乐团工作，而且上海市文化局下调令，正在这个关键时候，我在山师要毕业。这时候我想起来一个细节，就是我们中文系一个辅导员，沈鼐老师，我就准备退学，就从山师退学以后到上海民族乐团去，这个时候呢，沈鼐老师给我的忠告，我觉得是对我的一生的道路来说非常重要，他说：“再生，你是不是先不要退学，你等在上海民族乐团这个工作落实以后再说”。那么因为当时年轻人确实没有主见，六神无主，听说上海民族乐团直接录取了，这种急迫性，我又写音乐，非常想马上去，那么这个沈鼐先生给我忠告，我是一生难忘的，所以我就没有在山师退学，而是等到毕业。我那时候毕业时候分配工作很晚了已经，接近于开学了，到了8月份了。
这里头还有一个故事，我从小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口吃，就是讲话结巴，结巴到口吃到什么程度，你们想象不出。那么我要退学，我就得去找校长，有一次，校长正好开那个校务工作会议，正校长、副校长都在一个会议室，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得介绍我自己啊，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我站在那里说“我我我我我我我”，半天没有说出我的名字叫刘再生，怎么回事，我想退学，后来听说校长他们都笑了，“咱们师范院校，怎么招进来一个口吃的学生，将来怎么教学？”我觉得要讲超越，这是我自己自身的、改造的第一个超越。
所以当时，分配工作在50代，就是服从需要。分配办公室说，你到泰安地区去可以吧，我说可以，泰安还是山东的这一山一水一圣人之一，我就到了泰安，泰安地区一看我的成绩，觉得不错，说但是你来的太晚了，泰安地区的语文教员都分配满了，只有一个地方，泰安一个职工学校你去不去。我去看了下，是在一个庙里头，黑乎乎的，条件不好。我说我想上个正规中学，他说你要到正规中学去的话，肥城边家院那边的肥城二中，也是肥城一个重点学校，你愿意去吧，行，我说我愿意去。
在那个时候，就大学毕业的时候上泰安，我也是第一次爬了泰山。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在等待分配的过程中，我就天天拿着报纸慢慢地读，然后读报纸。分配到肥城二中去以后，我上课，第一节课不口吃，语言非常流畅。当时我记得讲古文时候，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都是背着古文讲的，很受学生的欢迎。我在肥城就第二年就评为高中语文教员，当时是肥城二中唯一的一个高中语文教员。在肥城二中待了三年，待了三年时间，正好到了1960年，济南市有一个文艺调研，当时肥城是属于济南市管的，参加文艺调研时候，我二胡独奏。二胡独奏以后，济南市歌舞剧院刚成立，需要人，他们的团长、队长当时去看了，一看我这个二胡演奏水平就是非常理想，就是想调我到济南市歌舞剧院当二胡首席，这样就开始下调令。
那么现在再回过头来到了1960年，参加济南市文化调研以后，济南市歌舞团、歌舞剧院，就是后来改成济南市文工团、济南市歌舞团，向济南市宣传部汇报以后，给肥城下调令。肥城也不放，因为我除了教学比较好之外，他们还借调我到肥城县剧团，给他们写一个剧本叫《世上桃园》，肥城有个桃园，桃园公社当时很出名的，这个剧本也写得不错，所以=肥城县就是不放。到了1961年，有一次我有个小病要到济南市来做个手术，我就跟校长说，我要去济南去看看病去，做个小手术。他说那你去吧，校长对我也很好。到了济南来以后，因为和济南市文工团一些人比较熟了，就住在现在那个经五路纬七路省医院对面那个市文工团。听说我去了，说再生，你就不要回肥城了，市委已经给你下过两次调令了，马上再下第三次调令，你就不要回去了。这样就把我扣在济南了。大概差不多就是冬天的时候，被子也没有，工资也没有，当时吃饭还要粮票，粮票也没有，都是济南市文工团的张大经团长给我了部队上穿的一些黄的羊皮军衣借给我穿，从这个团里借给我这个粮票，给我工资。一直到了1961年5月1号，行政规划把肥城又划归到泰安地区，和济南市脱钩，这时候我的问题成为济南和肥城的一个遗留问题。遗留问题当时由济南市委一个书记找肥城县的县委第一书记，我还知道他的名叫刘太东。济南市委的这个书记说，咱们还有一个刘再生的问题，遗留问题，还是放了吧。刘太东说好吧，那就叫他回肥城办调动手续吧，这样我就到了济南市歌舞剧院，一直待到1973年，民乐团解散，我又调到了济南市博物馆工作，一直到了1979年。这一些，对于我从事中国音乐史研究，非常重要。当时我从事的是文物考古工作，参加过考古发掘、文物的搜集、文物的鉴定。我从一九八零年开始，回到山师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之前，从山师毕业，一直到再回到山师，从1957年-1980年，这一个阶段，我在有心无心之中，已经打下了这个跨界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的非常重要的基础。不仅有中文系的文献、试读和研究，还有二胡演奏，也就是音乐学的实践，再到博物馆以后历史学考古学，这几个方面的基础，在我从事中国音乐史教学研究的时候，已经是全部准备完成了。所以我这个半路出家呢，就是这个道理。在这以前，没有特意想到，我将来会有可能从事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但是在冥冥之中，我的人生经历，已经是铺设好了这样一条道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同行很羡慕我的经历，这样一种人生经历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财富。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好像是不安心于工作，这山看着那山高，那么实际上，这种经历对于一个人最终的成长和成就，都是没有浪费的地方。1980年回到山师之后，又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高起点。所谓高起点呢，就是当时山师艺术系的音乐专业的主任孙继南先生，他说“正好北京要开一个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座谈会，你去参加这个会议吧。”在我这个《嘤鸣集》这本书的照片里头，第二幅就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座谈会的合影照片。当时全国史学界的几乎所有学者名人都参加了，所以在这样的会议上，我受益匪浅。刚开始工作，就结识了全国的一流学者。对一个学科的发展的现状和研究方向等等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高起点，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对跨界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就是贵人相助。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给我的第一本书《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写序的吉联抗先生，和给我写客厅墙上这副字的蓝玉崧先生。还有其他的一些老先生，比如李石根先生，后来跟我同行的时候给我讲道，“先生，你搞中国音乐史研究，要有一种批判意识。” 对于我之所以后来能够成为一个著名的音乐史学家我觉得都是一种因果关系。说跨越，首先要超越，超越自我，在学界超越学术。
新浪山东：您被称为中国音乐史学界的两栖学者，既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又研究现代音乐史。您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经过了多次印刷和修订，倍受欢迎，并有《中外名曲欣赏》、《中国音乐通史简编》等其他多本著作。您在治学时遵循的原则有哪些？
刘再生：说到我的学术成果，现在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和《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这两本书。这两本书之所以影响大，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全国最高的音乐学府，作为考研，就是考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目。中央音乐学院是几乎从来不用外校的教材和著作作为重要参考书目。他们告诉我，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在他们学校的科研工作会议上讲，中央音乐学院从来不用外校的著作、成果作为考研的参考书目，使用了山东师范大学的刘再生教授的两本书，这对我的学术成果、学术成就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吧。那么好多博导都说“刘老师，我是读着您的书长大的。” 他们很谦虚。需要说一点的就是，我的学术成果，80%以上，都是退休以后做出来的。退休以后，在没有任何科研经费和任何课题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著作和文章。我1997年退休。1996年，我跟着赵彦修校长到北京去跑硕士点，批下硕士点以后，1997年开始对硕士研究生（教学）。所以我很多重要的论文是1999年写的。到了2003年出版我的第一本论文集就是《论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2006年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的修订版，还有一本是《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还是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的，《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是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的。《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已经是通史性质的了，由古代一直到近代。这是2006年。2009年出版了《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这本书一出版以后，中央音乐学院马上又列为报考硕士博士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目。2011年出版两本，一本是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的《中国音乐史基础知识150问》。这部书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又跨越到了现代部分，就是中国音乐史一般分古代、近代‘现代，跨越到了现代部分。后来又出版了第二本论文集《音乐界的一桩历史公案》。期间还出版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韩文版，就是韩国一个博士生吧，翻译的韩文版。2015年出版了第三本论文集，就是《嘤鸣集》。那么这些成果主要包括就是音乐史著作和音乐评论。《嘤鸣集》出来以后中国音乐研究所原来的所长乔建中，现在是西安音乐学院的特聘教授，他给我的评价就是“30年来，再生先生在音乐学界坚守史论两域，就是音乐史研究和音乐评论两个领域，纵横捭阖，成就斐然。其治史以问题为纲，以史料为据，娓娓道来，清晰明畅。其写人论乐，以史实为准则，以作品论短长，不跟风，不逢迎，率性而做，文质两优，本文集虽为随性所欲之年新论，然其人之才情，其文之用心，却一如往日，读者细细读之，定会多有收获。”这大概是可以概括我在音乐史研究和音乐评论撰写这两个方面的主要特点吧。这也就是说，从21世纪以后，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没有下过电脑，现在又在做一本《音乐学名家文选与导读》，准备选50位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的，音乐学各个学科的名家，他们的代表性的文论，每人只限一篇。那么这对于现在的青年学子，特别是学音乐学的，一入学，能够看到这本书的话，能了解跨学科的学术史的一个概貌。所以从这个学术成果来说，我主要是在音乐史学和音乐评论两个方面。音乐评论呢，前面讲过，我有13年的音乐演奏实践的根基，所以在评论民族管弦乐也好，评论作曲家也好，评论演奏家也好，能够写得比较到位。这几年每年夏天，都到这个长白山去避暑，那里的空气非常好。前年是广东民族乐团要到北京演出，请我去观摩，给他们写评论，是赵季平几位作曲家的作品《丝路粤韵》。我从长白山赶到北京去给他们写的评论。去年是现在挺红的一个青年作曲家，王丹红，她在北京要开一场协奏曲音乐会，也跟我联系，希望我能够去观摩她的音乐会，也是从长白山回来，上北京去听她的音乐会。我的个性和写作特点，从史学领域来说，司马迁的三句话是我的座右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前面我讲过，我在学术过程中，一种通才式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追求，是很注重的。所以，我的中国音乐史著作从中国古代音乐史，再延伸到中国近代音乐史，在史学界不多。因为在音乐史的这些分工，研究古代音乐史的，就专门研究古代音乐史，研究近代音乐史是专门研究近代音乐史，我之所以能够从古代音乐史研究又延伸到近代音乐史研究，跟我这种学术追求和学术理念是分不开的。同时我的学术个性，我平常讲话也是直来直去的一个人，应当什么话，讲到什么话，不会说假话。而历史确实需要真实，我们不能留给后代一部不可信的历史，留给他们一种伪造的历史。所以说个性和特点，就在这个方面。大家比较喜欢看我的书，也在于，一个我写的时候就是带着一种问题意识，就是我觉得，自己在研究中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带着这种问题意识，去精心研究，去一个一个的解决问题。还有，就是我的个性，喜欢说实话，喜欢说真话。而历史，恰恰是不能掺假的。所以这一点，从可信程度来说，读者也比较喜欢。所以，我能够从退休时候之后出成果，一直到今天，马上就快81岁了，我觉得能够在学术领域遨游，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新浪山东：您对音乐史学研究倾注了多年的心血，并有着系统而独到的见解，那么请问，新时代应该如何从事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呢？
刘再生：这个问题我觉得提的非常好。一个时代，任何人离不开时代。他的成就也好，他的局限也好，时代的影响力太大了。就像鲁迅说的，一个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这是一个道理。我觉得我的学术成果也好，学术道路也好，特别是我的经历，经历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那么我的成果恰恰大部分是产生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化时期。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有着一种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时代，就不会有我的学术成果。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是时代的需要，而且我们讲时代潮流，一个人你或者是顺时代潮流而动，或者是逆时代潮流而动，那么你要看这个时代是种什么样的时代。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我觉得学术氛围给予了学者很宽松的一种学术氛围，能够很自由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学术见解，当然在这里头也需要思考很多复杂的问题。王国维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我的治学影响非常之大。那么也就是说学术研究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我们这个时代，在总的方面来说，在学术研究领域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宽松的学术氛围。我感受非常深的一点就是时代和学者的关系，我们应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在各个学术学科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
新浪山东：您是桃李天下的教授，您有哪些心得可以与青年学子交流吗？有哪些忠告可以提点青年学子？
刘再生：我非常喜欢和年轻人接触，因为和年轻人接触可以更好的了解现在的青年一代，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活力、他们的思考。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好像是回到了青春时代一样，因为刚才讲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不同的文化。我们岁数大了不能够保守，要采取一种宽容的、多元的思维方式，所以我在和青年学生接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一点的感受就是教学相长。我给了学生很多东西，学生提出的问题也给了我很多思考。任何时代的学术都是一种群体性的学术。像中国音乐史研究，现在我们有一个中国音乐史学会，这个中国音乐史学会从198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是四十年了。我曾经担任过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那么任何学术都一种学者群体的成就，而不是单枪匹马的个人的学术行为和方式。所以要讲到我的史学研究，也应该放到这种中国音乐史的整体研究中来思考。我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同样中国音乐史还有许许多多疑难问题、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尤其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学术研究，都是学者需要投入有的是一辈子的精力去解决的，这个研究道路很长。对于我来说时间已经有限了，我所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就是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青年一代更快地成长。刚才我讲的就是现在正在做的一本《音乐学名家文论与导读》，就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还在和学生相处中间感受到非常深刻的一点，是学生对我太好了。我到北京去，北京的学生接待我、照顾我、请我吃饭聊天，谈学术，到杭州、上海去，上海、杭州的研究生陪着我、照顾我，无微不至，这些我觉得都是当教师的幸福。作为老师也有义务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成长。因为未来还是属于青年一代，年轻一代将来会是中国的栋梁、未来的希望。当然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有些青年人在物质方面的追求过分了，精神领域相对来说不如我们这一代更注重，看书看得少，买书买得少。我的书房里头都是书。但是我想这种不好的风气逐渐会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希望还在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