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理学界,说起山东师范大学的科学研究成果,一定会提到卫星电视接收技术的研究,尤其是“四千兆赫卫星电视接收天线的设计”,这一项目完成后,直接投入社会使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1986年,李鹏总理来山东视察工作时,在马长贵副省长的陪同参观了由山东师范大学物理系研制的直播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魏璁,是这一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魏璁,1936年生,江苏南通人,山东师范大学原物理系教授,时任教育技术学硕士授予点学术带头人。196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后进入山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任教。1986年,由魏璁作为主要负责人的“四千兆赫卫星电视接收系统设备”首次研制成功,结束了我国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设备靠进口的局面,这一成果在全国教育系统进行推广并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潜心于科学研究的魏璁,重视将深奥的专业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自1980年以来完成省级科研项目“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直播卫星电视接收机”等10多项,著作与论文20篇。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励。曾任中国电教协会理事、山东电教协会副理事长、山东电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共山东省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获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件者、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山东省劳动模范、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新浪山东《山师学者》栏目走进山东师范大学,独家对话“研以致用 普惠于民”的魏璁先生,聆听这位学者的心声。【点击进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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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山东:您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已久,为这所学校的发展倾注了多年的心血。在这些时光中,有没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魏璁:我是1957年高中毕业。高中毕业以后,57年考大学非常困难,全国招生107000人,现在招生700多万人。所以说,当时比较困难。我们全班同学里面,一共42个同学,考上了6个。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理科方面的课、物理方面的课,当时有个志愿就填到了山东师范大学。那个时候山东为什么去上海招生呢,因为山东当时的高中生不够,就从福建、广东、江苏、上海等地方招了学生。我当时就招到山东师范大学来,来了之后对学理科也比较喜欢。因为我自己平时的动手能力比较强,也喜欢和实践结合得比较密切,在1960年的时候,山东师范大学的物理系准备发展、增加电子学科,就把我派到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是五年制的,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刚学了3年吧,就派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去学的是电子技术里面的的超高频技术,在那个地方学习,我感觉学了很多新的东西。很多新的东西对国家的影响比较大。我们曾经参观了部队上的雷达系统等等,大家就都特别感兴趣。1961年我就应该毕业了,还继续又学了两年,后来学校把我要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在物理系进行教学。这样就觉得比我们原来物理系所学的东西就多学了不少了,多学了两年,内容也学得比较多。在这个基础上,我当时又参加了浪潮集团的前身。我1963年回来工作,到了66年以后,我们有四五个学生,加上三个老师,到浪潮集团的前身,叫山东省教学仪器厂。我们就到他那里搞五七大学。当时毛主席提出来要搞五七学校,山东这边就成立了五七公社,成立的目的,一个要办学,另一个就是要搞科研。我们当时去了三四个老师,再加上五六个毕业班的学生到那里去创业。创业到最后,改名叫浪潮,浪潮集团到现在一直延续下来了,后来也搞计算机方面的内容。一开始搞计算机的磁芯测试。我们当时在那里面搞“七二一工人大学”,就是在工人中间招收学生,我们在那里上课。1970年左右,学校要准备复课了,就又把我们要回来,我就又回到物理系来了。从那时,我就到物理系一直搞教学了。在教学中间,我这一辈子就是尝新的,开始上电工学,后来是电子学,然后是电视学,再后来又讲了卫星电视学,这一个系统学科基本上都是第一次上的,都是作为新的学科第一次搞的。我在山东师范大学,工作了已经42年了。我是67岁才退休的。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山东师范大学的发展还是比较惊人的。我是1957年进入的山东师范大学,那个时候才接近2000学生,现在已经达到了三四万学生。这个规模发展的相当大。另外,系科也比较健全了,1958年,山东师范大学形成了好多新的学科。我们是属于物理系的,当时物理系就进行了一些科研工作。原来,山东师范大学是教书匠,培养中学教师的,受学科影响,在科研方面发展比较慢。但在1958年之后就开始搞科研。特别突出的的几个,一个是半导体。当时是从二极管最简单的开始,一直发展到搞大功率三极管。大功率三极管已经用到了我们国家首次卫星发射的上面,在卫星上面的一个器件用到了这个。从无到有,这个发展是比较惊人的。其次,我们在激光管方面也是有发展的。原来我们有个老师,是搞光学的老师,在林典要老师的带领下,发展了搞激光管的事业,也搞成功了。后来我们半导体成立了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在我们整个国家来讲还是比较早的,是最早的一个学科。我们后面又发展了物理系的教育技术学,当时是个研究室。在1986年,国家要发展大学,特别是电大。因为当时全国的大学适应不了这么多年轻的学生,所以搞了一些电视大学。电视大学里可以找全国优秀的教师进行授课。但是我们当时的地面电视发展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后来就采取一种办法,从卫星上发射,电视来进行传输。在卫星上发射的话,在地面上不管是山沟、城市、县城都收到一样的信号,这很好。但是带来一个问题,成本太高,一套接收设备都是进口的,卖到三万到四万块钱一套。将来作为一个中学,一个电视大学,普及到县就比较困难了。当时,我是搞电视技术的,在1978年后,我们就研究卫星电视,特别是苏联的卫星。当时是和外语教学搞了一套成本非常低的卫星接收设备,在我们外语系普遍应用。1986年,要搞电视大学,要搞4000兆赫的,频率要高好几倍。那个是714兆赫,这个是4000兆赫,设备就比较麻烦一点,一般的设备是解决不了的。在这个情况下,省里也提出要求了,当时副省长马长贵就打听我们的大学里有没有搞卫星接收设备的。打听到我们山师,就亲自跑到研究室找到我来了解情况。我说我们也在研究,可以继续搞。他说那太好了,为我们全省的电视大学上设备。我们经过了三四个月的苦战,基本上是除了吃饭在家里,其他时间全部在实验室,也就两三个人,每天晚上进行到十二点。最后经过三个月的研究,我们初步研究出来一套四千兆赫卫星电视接收设备。这个设备多少钱呢?一万块钱。马长贵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要求我们全省教育系统要普及,每个县,每个地区,都要普及。所以这样就要求我们学校搞生产。当时在社会上搞生产很困难,一个是技术问题,另一个就是成本比较高,后来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办工厂来进行生产。1986年-1991年的时候,全省几乎每个县都有我们的设备,一共普及了两千多套设备。这样一来,普及率就上去了。这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发展比较快的亮点。由于这个在全国走到了前面,所以国家教委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要求我们介绍整个设备的研制情况。我们无私的全部公开了,包括把机器全都打开给他们看,怎么普及、怎么生产、怎么做。这样一来,就在全国也进行了推广。比如新疆和一些比较落后一点的地方,都到我们这里来取经进行贯彻。国家发改委主任也亲自到我们学校来进行考察,考察了整个生产过程。国家教委在北京的展览会,也要求我们进行去进行展览。1986年12月份,在烟台召开了全国成人教育工作会议,李鹏总理,当时兼国家教委主任,亲自要求我们把整套设备拉到烟台去,在会议上进行展示。在烟台,他亲自来视察,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情况,而且在会上讲了,山东师范大学的这种模式,可以在全国进行推广。这个是我们在学校里面进行的一些在省内、国内有点影响的一些事情。其次呢,我们学校在发展过程中间,我们学科也在发展。因为当时电化教育为什么都是物理系的人在搞呢,因为电化教育的设备,摄像、录像、编导这些,都属于理科接触的比较多,文科比较少。当时全国也是这个样,都是物理系出来的人员来研究。我们当时建立了一个研究室,在全国也是比较早的了。后来为了培养教育技术学这方面的人才,我们要开办一个专业,专业名称就叫教育技术学。当时在国内来说是比较新的,在国家教委的招生目录里面,是试验性的。建立这个专业之后就开始招生了,全省招了两个班,连着招了三届,71、72、73。随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招生是在1986年之后,招普通生,都是专科生,三年的。经过三年以后,到了1990年,我们为了提高层次,就申请了硕士点。当时我们山东师范大学的硕士点一共有九个,我们这个硕士点要国家教委来评审。国家教委评审的时候,当时东北师大、华东师大、华南师大、北师大,他们也都来申请了,但最后只批准了我们这一个。当时是1989年的时候吧,就批准了我们这一个,就是山东师范大学的硕士点。这样我们就开始一直培养硕士生。

  作为我们这个学科现在的发展来讲,山东师范大学的教育技术学,逐步逐步发展的越来越宽阔了。因为原来的教育技术学,主要偏重技术,原来教师师资力量也就是在技术方面多一些,比如学电子技术的等等理科的物理系的这些。现在在教育技术这门学科来说,面更加广了,所以还要增加一些文科的老师。我们当时建立了一个系叫电教系,后来叫教育技术系,以后又成立了传播系,教育技术接近于传播了,所以逐步在变化。现在增加了一些文科的老师,这个学科更全面了,现在看来发展的势头是比较大的。从山东师范大学的整个学科来说,是比较丰富的。

  我觉得山师的变化确实是翻天覆地的,从2000人到现在三四万学生。面积从原来老校这个地方,现在扩大到长清校区,3500亩地。其他学科也发展很多,大家有目共睹。因为不是一个专业,隔行如隔山,发展情况也不一样。

  上学的过程和工作的过程中间,我们物理系也确实有一些出色的老师。最早的,就是在齐鲁大学当物理系系主任的留润洲,他曾经是美国的光学博士留学生。到了齐鲁大学,和到我们山东师范学院组成山东师范大学,那个时候进来还是物理系系主任。他的教学很严谨,严谨到什么程度呢,严谨到他每一届学生上课,都是一本讲稿,每一节都要修订。另外,他的教书很严格、很严密,不说废话。还有一些老师,像我的老师牟光信老师,也是从齐鲁大学过来的一个老教授,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教学的时候要求非常严格,基础理论的教学讲的比较仔细。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讲的废话很少,但是给学生用很形象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容易理解,很容易接受下来,理解他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个老教授,梁尚志,我们物理系年龄最大的,一直到前两三年去世了,104岁。他教学的特点,在上课的时候大家听得非常专心,专心到什么程度呢,连笔记都忘了。他讲课非常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我到现在都这么觉得,他讲正弦波的时候,正弦波是一个正弦波形,他用人的体形表现出来,在二百多人的教室里面讲课,大家很专心,连笔记都忘,说明学生都非常专注。深奥的理论,用很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基础教学。另外呢,大家搞研究,有一些老师虽然看起来没有科研成果得了哪个奖,但是他的教学、治学的方法是吸引我们的,对学生很专心很严格要求的。这在我们的老教师中间,大家都做得比较好。还有一些就是搞研究的老师,像我们原来的系主任林典要老师,也是在物理系待的时间相当长的,也当系主任,他的教学方法也是很好,全系都对他非常尊重的一个老教师。

  新浪山东:1986年因成功研制“四千兆赫卫星电视接收系统设备”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在全国教育系统推广。您在进行科研工作的时候,都有哪些治学原则?

  魏璁:我的治学原则,因为我们这个学科是自然科学,而且是与应用科学联系比较紧密的。现在要学理论,必须要和实践结合,不要空洞的理论。我的原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懂得基础理论,还得会实践。你光会讲一套,不会做,那就等于空的。特别是教育技术学,本身就是技术,如果你光知道理论,不知道技术怎么做、怎么干、怎么应用,那等于白学。所以每次在带学生,是研究生做论文的时候,我们都要求比较严格。我一般来讲,每一篇论文都要看3-5遍,这一遍不行,退回去,哪里不足重新搞,而且不允许“天下文章一篇抄”,你要有自己的东西,也就是你要有基础的理论,再加上实践应用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必须要有新的东西。这样的话,在写论文的时候,有的学生就感到要求太严了,我说这个对你将来的工作是有好处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我在本科教学的时候,我对他们也是要求应用实践。举一个例子,学电学,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都是220V交流电,有的人觉得交流电很危险,还害怕。我说你现在学了电以后,你就应该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就应该不害怕,什么情况下是有危险的。在实验室里,我曾经主导过一次实验,220V的电,有一个火线一个地线,你碰到了地线没关系,你手碰到了火线,很可能要触电。首先要告诉你在什么情况下触电,必须要形成一个回路,电流会通过你的心脏,通过零点几个毫安,这个人就可能死亡。所以,怎么叫它不通过心脏,所以单手单脚操作,就是一个脚着地,也就是右边的手通过右边的脚下去,电流不通过心脏。有电流通过你的身体也电不死你。这是一个原则。第二个是怎么隔开它,让它不形成回路,也就是你必须有个胶皮垫在地面上。你踩在胶皮垫上,碰到220V,也电不到你。但是大部分学生不敢。我说你每个学生必须在我看着的情况下,每个人做一次实验。你站在胶皮垫上,每个人都去摸一下220V的电,看电不电死你。我说我先摸给你看,我摸完了,每个学生都来一次。开始有的学生都发抖,但是摸了之后确实没感觉。但是有个特例。有一个学生说,老师,我有一点麻酥酥的感觉。后来我告诉他,你看看你的脚下,你穿的什么鞋。他说我穿的球鞋啊。我说你穿的球鞋,肯定是漏气了,底下和地面肯定是接触一点了。他脱下来一看,确实是有个孔,这样就漏电。我说你踩在一块木头板上再去摸,电不电,结果摸了不电了。这样的教学,对他来说是比较深刻的。220V在什么情况下会触电,什么情况下不会触电,这样的安全知识就真正掌握了。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问题,一个例子。所以这个年级、这个班,都很有体会。一般的老师都不敢做这个实验。老师做的话,心里也是害怕,说明这个老师没有真正掌握基本原理,基本原理掌握了,不应该害怕。我的观点就是,教会学生一定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这是应用科学最重要的一点。

  说起来,搞科研还是比较辛苦的一个事。我这一辈子跟着我走的学生,有的人跟了一年两年不愿跟了,怕苦。我说你这样是得不到成果的。我这一辈子,国家教委得了二等奖,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还有其他奖,一共得了十几项奖。这都是哪里来的呢?都是靠我们辛勤的劳动、严谨的研究态度、不怕苦得来的。我为了研究四千兆赫的时候,大概有三个月期间,除了吃饭在家里,晚上十二点才回家睡觉,早上七点半上班,其他时间全在实验室里,趴在那里进行实验。一个是实验,一个是看看国家的一些技术水平、理论的提高等方面的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最后做成功了。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间,没有吃苦的精神不可能完成的。跟我的几个人里,有两个人半途而废了,说不行了,我不干了。我说你这样得不了什么成果,你只能跟在人家后头。屠呦呦,她就是一个例子。人家几十年就在一个课题上面进行研究,最后才得到公认、得到诺贝尔奖,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的一贯的态度就是这样。我们系里的好多学生,包括现在留校的老师,原来也是我们的学生,知道我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新浪山东:山东师范大学作为省部共建高校,植根齐鲁文化沃土,现已发展成一所学科专业齐全、学位体系完备、师资人才充沛、社会声誉优良的综合性高等师范院校。作为这所学校里德高望重的教授,您认为这所学校文化内涵是什么?

  魏璁:作为一所师范院校的学生、教师,为人师表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怎么做的,带动着学生,使得学生将来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也起个表率作用。师范院校有它的特点,从教育方面,对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大学除了传授知识,还要让学生有德智体,有知识、有理论、身体也要好、有道德修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师范院校特别强调这些。当然,现在的师范院校不能局限于教书育人,还要增加科学技术方面的进一步的知识。在理论方面已经提高了。目前社会上有一个风气,空洞的理论讲得比较多,形成了给学生将表面现象,学生不愿意深入的了解。希望我们的毕业生出去为人师表,所谓为人师表,就是你必须用你的实际行动来带动学生,对我们国家的文化,对我们国家人的素质的提高是起很大作用的。现在出现一种现象,一是不愿意刻苦学习,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是有这么一种风气,表面上看看人家有什么文章,就抄抄就行了。过去讲,天下文章一大抄。这样就形成了不深入研究、不深入理解,所以这样他的行动就不行。前一段时间,我感到我们学校也加强这个监督了,包括论文百分之多少之内允许参照,超过了这个数字,论文就不合格了,这种风气还是很好的,就是带动学生必须要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下的功夫去做,这样才能得到真才实学。什么是真才实学呢,就是这样,你真正的懂得了理论,真正的有自己的才能,把自己的特长融了进去,这样带动学生很重要。教育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它不光是大学,从幼儿园开始,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这是一个教育系统,如果哪一环不够、哪一环跟不上,对培养的人来讲是有损失的。我前几天看到加拿大的一个华侨,他对祖国的文化十分看重,他的孩子在加拿大一直上小学、中学,他不允许孩子在家里讲英语,在家里必须讲中文。他说,我们中国人,老根在中国,祖国在中国,不能忘了中国的文化。所以他的孩子已经十几岁了,在电视上演的我很感动。人家在传统文化传承下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看到祖国几千年的文化。美国的文化才两百多年,我们的文化是几千年的文化,几千年的文化不用了光看美国的文化,这样就不好了。从这一点上,我感觉我们也是,我们生在祖国,我们不要忘了中国的优秀文化,不要光看到欧洲的文化。欧洲的文化好的我们可以吸收,但有一些文化也确实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我们国家的一些文化还是比较久的,几千年的文化,我们应该传承下来。我感觉到应该这样要求学生。

  新浪山东:您是桃李天下的教授,您有哪些心得可以与青年学子交流吗?有哪些忠告可以提点青年学子?

  魏璁: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学习的知识的来源比较少,仅仅是局限于教科书,其它的就是我们从图书馆得到一些知识。但现在的学生不一样了,知识面很广,而且获得知识的渠道很多。特别是有互联网,全世界的信息,瞬间就能拿到手、可以看到。这是现在学习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过去是在局限下,要提高是比较困难的。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条件,为我们的学科、为我们学的专业更好的总结。这里面有一点我特别强调的是,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也就是现在提出来的创新。年轻人应该多学一点创新的精神,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概念。人家说美国技术怎么怎么先进、怎么怎么好,我到美国去过几次,到了那里碰到中国人谈起来就是中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中国人难道就很笨嘛?中国人还是很聪明的。我举个例子来讲,美国的硅谷很有名,大家都知道。硅谷里面相当一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而且他们创造的一些新的技术都是中国人搞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并不笨,只要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不怕困难,得到国家的资助,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的资助,一个是你的努力,也一样出新的成果。我刚才讲到了屠呦呦,她原来就是技术条件很差,国家不重视的,结果她一直坚持下来,坚持到最后,成果出来了,能解决了两亿的病号。那个很不容易的。她吃了很多苦头。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必须要用现代的技术,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进行创新。